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沸沸扬扬的北京国安球员张稀哲禁赛风波终于有了新的动向，基于这位曾留洋德甲的现国字号中场球员的申诉，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2月21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张稀哲与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处罚纠纷。

透过这则消息，细心的球迷和媒体可以发现中国足协的官方网站页面上与过往相比多出了一个“仲裁平台”的链接入口，仲裁平台首页由“案件受理公告”以及开庭公告两个部分组成，而该平台甫一上线受理的首个案件即是张稀哲“停赛12场”。网站上相关仲裁条例显示，该网站主要受理球员、俱乐部以及各个体主要针对纪律委员会作出处罚不服以及相互个体间的纠纷的相关事件。而该条例出台于2009年6月16日，可见中国足协虽然“仲裁制度”出台已久，但真正将办公办事、处罚仲裁公布于大众视野下还是在8年后。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其背后是从2015年拉开的中国足球彻底改革的大幕，如今已经初显成效。诚然，指望一个沉疴痼疾缠身的中国足球在两年内脱胎换骨属于天方夜谭，但是至少已经可以看到希望。正如许多关注足球的法律人呼吁的那样，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足球领域的改革同样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保障，只有与足球相关的任何决策或者活动都能够遵循法治思维、纳入法治轨道、放到阳光下接受公众的审视，比如张稀哲禁赛申诉案由“不公开审理”能够改为“公开审理”，那么足球改革才能说成功了。

中国足球职业化之路：光荣与梦想 泪水与现实

1992年6月23日至27日，北京西郊红山口，发生了中国足球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中国足协在红山口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大幕由此拉开。

这就是新中国足球发展史上著名的“红山口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接见了部分代表，并到会对足球改革作了重要讲话。李铁映的讲话精神主要包括：足球体制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养活自己；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要实体化，足协不要搞成权力机构，应是服务机构。

哪怕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李铁映同志对足球体制改革提出的这些要求，都是可以给出高度评价的。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亲自参与并见证了足球职业化改革全过程的伍绍祖说:“足球职业化改革，并不是要求它马上出成绩、拿金牌，而是要以足球为突破口，探索与市场经济要求相符合的新的体育事业发展模式。”这也与红山口会议提出的改革精神基本相符，但遗憾的是，此后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展之路却充满曲折和艰辛，足球改革的大方向时常被偏离甚至逆转。

由于时代背景等原因，每逢大赛“出线足球”便成为工作的指导思想，“联赛为本”则被置于脑后，更多的人怀着迫切的心情和急于求成的心态，将职业化视为实现足球项目“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良方。一些学者也认为职业化改革的原因是“要使我国职业化改革的竞技体育项目尽快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国际竞技体育大赛中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一届大赛的成绩固然重要，可是如果为了取得“大赛成绩”而不惜拔苗助长，却是违背足球运动自身的客观规律的。

比如为了冲击世界杯，中国足协曾两次宣布取消职业联赛升降级，导致中国职业联赛出现只升不降或只降不升的特殊局面，对联赛基础造成巨大打击。在2001年至2002年和2004年至2005年，中国足球顶级联赛两次取消升降级，虽然在2002年国足史无前例地打进世界杯决赛圈，举国狂欢，但这样一个违反足球客观规律的决定，几乎摧毁了职业联赛根基。由于没有了升级欲望和降级危险，联赛质量明显下降，赞助商次第消失，观众越来越少，次一级的联赛更是陷入生存困境，“假赌黑”获得疯狂生长的沃土，甲B的“五鼠风波”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2003年赛季结束后，整整成立十年的甲A联赛、甲B联赛改制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和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超成立的目的是希望仿照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等欧洲先例，由各职业联赛俱乐部自主管理和运营赛事，逐渐脱离中国足协的管理。中国足协转而负责各级国家队比赛、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等任务，以及组织足协杯等其他赛事。

然而，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并不是通过简简单单换个名字就能改变的，由于政策的朝令夕改、利益的驱动等多重原因，假赌黑、青少年足球崩塌、国字号成绩惨不忍睹成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足球带给人们最直观的印象，中国足球职业化之路的近二十年努力几近白费，直到2009年开始的那场著名的足坛反赌打黑风暴。

2009年，公安机关查获了一起赌球案件。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利用赌球操纵国内联赛。随后，全国公安机关系统联合，在各地展开调查，足坛反赌打黑行动由此开始。至2012年，这场持续三年的风暴共有56名足协高官、球员和裁判被判入狱，其中不乏南勇、谢亚龙、杨一民这样的前中国足协高官。有网友感叹说，中国足球用几个十年的刑期，安葬了过去的十几年。

2015足球彻底改革元年：法治应代替人治

反赌打黑风暴期间，不断有业内人士称，足球行业内的丑恶现象，不是短期内的偶然现象，而是延续了十几年的过程。反赌风暴凸显足协内部监管不足，业界呼吁借助此次扫赌契机，“建章立制，依法治球”。

现任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徐家力在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公安机关公开足球反赌打黑案进展后，杀一儆百的威慑力已经显现。但“风头”过后，假球会不会卷土重来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应该用法治来管理足球，重构监管机制，整肃竞赛秩序，特别是要注重加大赛场监督力度，彻底荡涤足球糟粕，净化足球环境，标本兼治，振兴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沦落至此，最为重要的是体制问题。中国足球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尤其是在管理体制方面。足球资源市场化和社会化的配置、足球联赛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及职业足球俱乐部企业化的进程加快，管理者却不愿与时俱进地转换行政管理的职能，不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真正的协会制管理，而是坚持以行政意识、政绩功利和强制手段实施行政管理。

在足球业内人士呼吁用法治代替人治，对足球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而挽救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的同时，2010年，一家名为广州恒大的足球俱乐部冲超成功，趁着那次反赌打黑风暴给中国足球带来的春风，凭借着背后财团强大的经济实力，广州恒大批量购买国内外的优秀球员，并请来国际一流主教练进行执教，于当年就拿到中超联赛冠军。从那次夺冠至今，恒大已经完成了中超七连冠的伟业。

广州恒大真金白银的投入，换回了一座又一座冠军奖杯，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开始舍得把钱花在足球上，大牌外教和球星加盟中超俱乐部的消息不时刺激球迷的神经，国内足球俱乐部的建设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国际化，国内球员的职业素养和技战术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中超联赛重新被人们关注，进入“金元时代”。

与此同时，经历重磅反赌打黑风暴后，对于足球领域深层次改革方案也在酝酿。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一场顶层设计、从上至下、上下呼应的改革大幕由此拉开。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示了发展中国足球的信心和决心。

这次改革，被媒体称之为“中国足球洗心革面、彻底改革的元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近期目标是要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中期目标是要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远期目标是要使中国成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彻底改革更需法治保障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管办不分”的中国足协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足球“体制原罪”，如今中国足协的改革，理所当然被外界视为中国足球改革的晴雨表——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有很大篇幅用来讲述如何调整和改革中国足球协会。

2015年8月17日，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宣告了向长期为人诟病的管办不分现象动刀。中国足协将与体育总局脱钩，其领导机构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地方及行业足球协会代表、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代表等组成。

作为资深的法律人士，徐家力从2010年起就呼吁用法治方式规范中国足球行业的发展，改“人治”为“法治”。时至今日，徐家力的这种主张仍未改变：“足球改革要求管办分离，足球协会要从体育总局分出去，那具体怎么分？中超执行局和足协什么关系？如何避免改革换汤不换药，‘人治’依旧大于‘法治’？这些问题不能只用文件规定，而应该通过立法制定基础性安排和制度性设计；再比如足协纪律委员会的执法，现在很多人包括有的法学家质疑纪律委员会的处罚权力来源问题，对于纪律委员会的处罚太轻或者太重的争论，都需要通过立法来解决；此外，针对年龄造假等足球联赛中普遍被人诟病的问题，单靠纪律委员会或者足协根本解决不了，需要借助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力量。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足球改革不管是过程还是成果都需要法治来保驾护航。”

令人欣慰的是，足球改革需要法治保驾护航的理念已经被重视。2016年4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足球协会）、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编制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日前印发，规划提出了“十三五”足球体制改革攻坚工程，要深化足球协会管理体制改革，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完善中国足球协会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协会管理体系。该规划明确了建立规范有效的足球法治体系，完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足球行业规范规则，推进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健全监督、执法和仲裁机制，加强足球组织、俱乐部、从业人员诚信守则自律，严肃赛风赛纪，依法严厉查处打击足球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足球赛事和活动安保服务标准，积极推进安保服务规范化、社会化。

但同时令人担心的是，相较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各类实质性改革，关于足球法治体系的建设却进展缓慢。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审议通过一年之后，中国足协主席、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蔡振华就曾对媒体表示：“中国足协的人事、财务、外事、资产、业务等工作均已经开始按照新体制、机制运行，第一批社会公开招聘人员也将正式到岗；校园足球方面已经选定了8627所足球特色学校、38个校园足球试点县（区）和3个综合改革试验区，培训足球师资8000人次，目前校园足球普及程度和技术水平正处于提升阶段；足球改革形成了完整的顶层设计；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已经启动筹建，社会资本投入热情高涨，中超联赛媒体版权销售达到5年80亿人民币，足球产业链日趋完善。”

然而时至今日，完善足球法治体系建设已经被提出一年多之后，关于这方面进展的消息却鲜有披露，倒是2017赛季中超赛场的一些重磅处罚时常引发争议，并伴有公众对依法治球的质疑。

例如2017赛季中超赛场奥斯卡闷人事件发生后，就有媒体以《乱世用重典是对足球法治最大的嘲笑》对足协的处罚结果提出了质疑，指出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非体育道德行为的处罚应该是低于暴力行为的，但是在本次事件中的处罚结果却恰恰相反，奥斯卡因为非体育道德行为被禁赛8场，而本次事件中按照国际足联规则被认定为暴力行为的陈志钊等人禁赛场次却更少。而据媒体报道，其原因是“高层明确指出要发扬足球文化的正能量，奥斯卡事件中的当事人表现，明显是在传递负能量，破坏中国足球的形象，降低职业联赛的品牌价值，必须重罚”。

足协通过加大处罚力度净化联赛环境本是件值得肯定的事，但通过这次处罚事件，很多人依稀透过“法治”的外衣又看到了“人治”的影子。因此，呼吁足球改革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保障并非是空穴来风，加快规范有效的足球法治体系的建设也十分必要。

只有通过长效的制度性建设，才能保证中国足球通过改革达成近期目标的同时，不会偏离中长期目标，避免“出线足球”“政绩足球”的回潮。

本文转载自《民主与法制》杂志，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足球改革离不开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