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草根足球长成绿洲

无论是作为“龙头”的国家队,还是吸引眼球的中超联赛,对于改变中国足球根基不牢、人才不足的现状,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社会足球这个“金字塔基座”的厚度,决定着中国足球的高度和后劲。

2017-12-22 11:10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郑轶、季芳 0 90603


禹唐体育注:

2017年亚足联年度颁奖礼上,中国足协第一次收获了草根足球激励奖。这看似是多个入围奖项落选后的安慰,但对重新出发的中国足球而言,却是一种肯定与鼓励。


无论是作为“龙头”的国家队,还是吸引眼球的中超联赛,对于改变中国足球根基不牢、人才不足的现状,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社会足球这个“金字塔基座”的厚度,决定着中国足球的高度和后劲。《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三步走”战略,而今经过3年实践,正处于从近期目标向中期目标转移的关键阶段。让草根足球尽早长成一片片“绿洲”,不只在于夯实基础、营造氛围,更关乎中国足球的未来。


业余赛事驶入快车道


12月初,“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总决赛在海口打响,从海选赛和大区赛突围而出的32支业余球队分4个组别进行角逐,优胜者有机会登上足协杯的舞台。这项赛事创办3年来,已然达到1.7万多支队伍、约50万人次参与的庞大规模。


民间旺盛的足球需求与参与热情,借助草根赛事的平台得以释放,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除了全国足球业余联赛、中国城市足球联赛等打响口碑的全国性品牌赛事,地方足协搭建的业余赛事网络,正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民间“绿茵场”。仅成都一地,每年各类各级别足球比赛累计多达两万场。


在传统的十一人制足球之外,五人制足球、沙滩足球也借助足球改革的激励政策,驶入发展“快车道”。全国社会足球工作会议上的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度的五人制超级联赛和甲级联赛总受众人数达到3100万人次,明年联赛将扩军;全国沙滩足球锦标赛引入新的发展模式后,赛事增至63场,覆盖22个省区市。


在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看来,当前社会足球正在阳光雨露下生长,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一是有完善的规划,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落到地方,省委省政府参与的达到85%—90%;二是场地设施的提升,按照‘十三五’规划,从现在的1万块争取增到7万块;三是地方联席会议制度提供领导机制保障。有了这3点,可以看到深圳、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社会足球都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足球曾经走过弯路,长期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中。社会足球的价值在于为足球发展奠定根基,而打造“足球强国”的目标,要靠扩大足球人口来实现。成都没有中超球队却致力于打造“足球强市”,正是依托完善的业余赛事体系和近200个业余俱乐部,将深厚的足球情怀变为扎实的踢球人群,凝聚起一座城的足球力量。


李毓毅坦言:“到2020年,足球人口要达到5000万,这个目标很艰巨,我们目前的工作要把扩大足球人口作为重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通过社会足球人口不断增加、水平不断提高,为职业足球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和人才基础”。这意味着,足球人口不仅要数量,更要质量。本赛季全国业余联赛首次与中乙联赛形成升降级机制,但中国足协更希望参赛队伍不以冲乙成功与否为评价标准,而是扩大业余俱乐部的本地影响,培育基层足球的肥沃土壤。


“未来的业余联赛要把各地串联起来,进行细化加强。业余联赛水平慢慢提高了,通过一定准入制度与职业联赛接轨。我们期待,由参与的人群来玩出一种机制、平台乃至生活方式。”李毓毅说。


地方足协当好排头兵


打开“绿茵岁月”APP,成都市足协的22个会员协会对行业管理、新闻发布、注册认证、赛事运营、宣传推广等的需求,均能在这个专门研发的竞赛组织管理平台上“一站式”解决。仅此一个细节,足见成都社会足球的精细化程度。


足球圈有句话:哪个地方足协发展得好,哪个地方的社会足球就搞得好。去年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后,各地方足协调整改革加快推进。有业内人士坦言,转变行政化思维模式,对工作职能、目标和对象的重新定位是地方足协改革的核心,“不能还围着金字塔塔尖的综合性运动会、职业队打转,而要服务会员、服务广大足球爱好者。”


11月中旬,北京市足协完成换届,正式与北京市体育局“脱钩”。在独立生存后,社会足球成为重要抓手。“以前市足协和市足管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大家习惯做甲方,现在足协要找到做乙方的感觉。”北京市足协专职副主席汪江涛介绍,新一届北京市足协在全国首个设立了球迷委员会,未来还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降低市民踢球的成本。


角色转变成为地方足协的“必修课”,不仅要顺应参与者的需求,更要学会管理。过去由于流程、规则、细节的不规范与不专业,社会足球一度被贴上“野球”标签。在业余赛事“井喷式”发展后,球员注册、办赛机构资质认定、赛事管控、裁判员培训等工作越发需要准入门槛,并辅以强有力的管理举措。


过去一个赛季,从足协杯到各地业余联赛,追打裁判、球场互殴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社会足球的形象。除了球队自身的问题,地方足协疏于管理和引导难辞其咎。汪江涛认为,除了在选派裁判时进行赛前预判,尽量把人为因素降到最低外,一旦有人触碰红线,无论对球员还是办赛机构,地方足协要有“一票否决”的处罚力度,敢于拉入黑名单。


成都市业余足球联赛搞了20多年,得出的经验是:既要事后严惩,更要事前防范,让参与主体主动维护赛风赛纪,才是治本之道。成都市足协负责人表示,每次比赛前与参赛球队“谈一谈”,向大家灌输一种理念,比赛是大家自己的,有了归属感自然会珍惜比赛。而参与者的认同感,实际上增强了协会的权威性。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能否办好社会足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足协的建设。“脱钩”之后,一些地方足协的组织体系、造血机制尚不健全,资产管理、人员配置、薪酬标准等配套政策,地方政府难以单独突破。对此,李毓毅表示:“地方社会足球现在形成的所有格局都是地方足协做的工作,社会足球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当然我们也要重视,找到源头来解决。”


社会足球还得接地气


2017中国城市足球联赛中,在延边北国长白虎队的主场,每场比赛都涌入近3万名球迷,穿着统一服装观赛为主队加油助威,声势丝毫不逊于中超赛场。如此火爆的场景,在以往几乎不可想象。


首届甲A联赛,成都金牌球市名震南北,那些跟着爸妈做过“人浪”、喊过“雄起”的娃娃们,如今很多正在业余赛场驰骋,而他们的孩子将来也能通过校园足球走上绿茵场。这一代代的传承,不正积淀着城市足球文化吗?


群众并非没有参与足球的愿望,很多社区、单位都有自发组织的球赛。“社会足球的特征就是老百姓玩,各级足协来做服务。比如场地、裁判有困难,我们就来提供。对赛事进行相应的引导,整合各种资源搭建好平台,让老百姓可以开心地踢球。”李毓毅说。


武汉市有着100万社会足球人口,为满足群众踢球需求,仅2017年就建成足球场地300片,实现对武汉三镇的全覆盖,各类社会足球赛事超过3000场。武汉汉为体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吴江说,还得拓展本地业余足球俱乐部,使之形成规模,依托这些俱乐部增加社会人群的足球归属感,推动社区青少年足球培训。


目前,全国办出口碑的业余足球赛事不少,比如北京的百队杯、上海的陈毅杯等。一些地方还探索出为企事业单位定制赛事的新路子。办好比赛的同时,如何让社会足球更接地气?北京市足协动了脑筋,未来在场边配套餐饮服务、孩子玩耍设施等,让足球变成家庭休闲的方式。某种程度上,这是社会足球的供给侧改革。


与职业足球一样,社会足球的发展同样要按规律办事,足球文化需要时间来涵养,任何揠苗助长的行为都会损害本就脆弱的根基。“有些业余比赛打出非常悬殊的比分,说明比赛双方水平不匹配,基层有办赛热情却没有专业知识,也与功利主义有关。”李毓毅直言,足球是民生,是精神,更是文化,脚踏实地才能水涨船高。


值得欣慰的是,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为指引,社会足球正行进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在全国社会足球工作会议展望2018年的规划中,业余赛事、足球公益活动、基层教练员和裁判员培训等方面都有清晰的路线图。“我们要大力引导和推荐‘中国足球城’和‘中国足球小镇’建设,树立足球发展标杆,让足球文化真正在城市生根,提升足球项目影响力。”中国足协党组书记杜兆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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