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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发生的两起事故，让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忧心忡忡——临沂暴走团被出租车撞伤，造成一死两伤的惨剧；高考期间，考生家长与楼下跳广场舞的大妈发生了冲突——“这些冲突的背后凸显出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我们的体育场馆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2017年4月，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开放时间、开放人群等问题，以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学生和社会开放。

有了“施工路线图”，应该如何在保证正常教学的前提下，把闲置的体育场馆资源向公众开放？开放后的体育场馆如何突破管理瓶颈？学校正常的安全和秩序怎样保证？这些具体问题依旧需要厘清。

安全为重，有条件地消化存量

目前，我国学校体育场馆资源总量究竟有多大？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学校体育场馆管理运营研讨会”上，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霍建新介绍，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全国各类学校的体育场地共66万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量的39%，在19.3亿立方米的全国体育场地总面积中，学校体育场地的面积达10.56亿平方米，占比超过一半。从类型上看，中小学拥有体育场地58.49万个，占所有学校体育场地总数的89%。

“大型体育场馆是比较多的，真正缺乏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体育设施。”中国体育场馆协会副秘书长杨东旭认为，这不仅需要解决增量问题，为市民建造新的体育设施，还需要消化存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问题。但在开放过程中确实面临一些瓶颈，比如开放与教学的矛盾，开放管理与学生安全的问题”。

在向市民完全开放有难度的情况下，大连理工大学刘长春体育馆采取的做法是“有条件地开放”，该馆馆长刘长春说，“我们运营的首要理念是满足学校正常的教学和训练。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小学生免费开放，对学校职工家属有偿开放，同时也满足政府和企业举办大型活动的场地需求。室外的田径场、篮球场、网球场则在下午5点后对外开放”。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苏家坨学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介绍，在该学区内，学校的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实行会员制，与周边的单位签订协议，对单位集体开放，发放会员证，以保障学校的安全。

“对外开放的覆盖面有限，尤其对于中小学来说，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保证安全是首要的。”针对开放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有近30年体育教育和管理经验的蔡全福建议，要规划好开放区和教学区，并建立追责到人的场馆准入机制。

安全一直是场馆开放的关键性问题。实际上，各地也在进行探索。记者梳理福建、浙江等多个地区此前已出台的相关文件后发现，鼓励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但在具体落地中却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安全问题，导致有些学校“开了又关”。

针对各方关切的安全问题，《意见》指出，学校体育场馆需有健全的安全管理规范，包括明确的责任区分办法和完善的安全风险防控条件、机制及应对突发情况的处置措施和能力。此外，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和器材等亦需安全可靠，符合国家安全、卫生和质量标准及相关要求。这两点均属于场馆开放学校的基本条件。

《意见》还提出应合理确定开放对象并实施开放人群准入制度。场馆开放的具体实施部门可根据情况，建立开放对象信息登记和发放准入证件制度，提出健康管理和安全使用场馆设施的基本要求，明确各方责任。同时根据体育场馆面积、适用范围和开放服务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开放对象、范围和容量。

借助专业力量，创新体育场馆运营思路

总结学校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模式，霍建新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小学体育场馆开始尝试市场化运营。

霍建新说；“1995年的《体育法》，就提到了我们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问题，学校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公共资产。目前学校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模式，一共四种，传统式管理、专业化管理、混合式管理和承包租赁管理模式。学校体育场馆在进行市场运营时，要不以盈利为目的，同时要处理好免费与低费开放、满足学校教学需求以及运营成本这三者之间的问题，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无锡市博威体育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无锡市体育局下属的国有独资企业，2011年，在面对原有体育场馆资源有限、无法满足市民需求的情况下，该公司开始寻求与当地学校合作，“而学校也苦于没有专业的团队运营场馆，闲置情况非常普遍”。

目前，博威体育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旗下运营着10所学校的体育场馆，在学校教学时间以外，向公众有偿开放，并以此平衡团队运营的成本。“专业的运营公司可以提供专业的服务，尤其是游泳场馆这类高危运动项目，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也减轻了学校和政府的财政负担。”一位与会专家这么说。

“学校的体育场馆在节假日大部分是闲置的，即便是开放，也缺少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钟秉枢认为，全民健身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专业化的社会群众体育发展，这就需要各类专业的体育场馆，学校体育场馆的管理、运营、经营需要专业的团队。

“学校自己管理，既缺少专业力量，又缺乏管理经验。”谈及与博威的合作初衷，江苏江阴山观高级中学副校长严军说道，“双方合作的成功需要政府的力量，因为教育局牵头，给双方增加公信力的同时无形中也是一种约束”。在合作过程中，严军认为彼此信任、及时沟通、适时介入管理必不可少。

杭州富阳中学2001年开设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在完成体育教学的情况下，利用学校体育场馆，在暑假开设培训班，向社会开放。

不论是公司化运营，还是开设俱乐部的形式，“多样化的运营模式解决了学校场馆对外开放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安全责任问题，从实践情况来看，有了专业机构管理，公共服务的品质也能够得到保证。”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元欣说。

理顺管理制度，提高开放的积极性

“场馆管理面临方方面面的人和事，制度建设是确保场馆日常运营的指南针。”北京科技大学场馆中心主任邹华东介绍，目前北京科技大学场馆中心作为学校的直属单位，由校领导直接管理，解决问题的时效性明显提高。

体育馆对外开放通常都在工作时间以外，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北京科技大学场馆中心每年拿出结余的20%用于激励员工，“员工的归属感提升，不但有助于实现体育馆‘以馆养馆’的发展目标，也稳定了团队结构”。邹华东表示，好的团队带来的良好的服务品质，将直接体现在效益中。

1995年实施的《体育法》提出“公共体育设施应向公众开放，方便群众开展体育活动”。今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具体的开放办法和保障措施。但学校体育馆对外开放不只是简单地打开大门，有没有经费支持、经费的发放及不及时、能不能实现收支平衡等痛点，依然是阻碍学校体育馆大门向公众开放的重要因素。

随着财政政策的收紧，收支两条线的政策也制约着体育馆对外开放的积极性。刘芳认为，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一定程度上承担的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应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并给予体育场馆资金支持。蔡全福呼吁，政府应设立体育场馆的专项经费，经费的具体发放和执行则要常态化。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显鹏认为，现有的政策要吃透，之后再进一步研究大型体育场馆企业化管理在政策方面如何突破。他建议，在体育场馆的税收、能源方面享受事业单位的待遇，并建立场馆设备的维修基金。

本文转载自中国教育报，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学校体育场馆大门如何向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