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体育从来不曾离开政治，也不会在未来独立于政治。让体育独立于政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纯粹的体育更是几不可见。最近，体育与政治的交织就有着诸多突出的体现。

去年，在美国接连发生多起警察对黑人的暴力事件后，旧金山49人队四分卫卡佩尼克在赛前奏国歌时，单膝下跪表达抗议，这引起了美国职业体育界诸多球员的效仿。虽然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对这样的行为予以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是对国家的不尊重，但运动员们对此并不买账。

在近日一场NFL比赛播放国歌期间，主队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球员手挽手站立，而客队旧金山49人队的球员再度单膝跪地，让专程前来观赛的美国副总统彭斯颇为震惊，他随即离场以示不满。

之后，彭斯在推特上表示，尽管每个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但他不认为让球员尊重国旗与国歌是过分的事。自己站在特朗普总统与军人这边，永远会为美国的国旗与国歌起立。特朗普当天也在推特回应称，他为彭斯及其夫人的表现感到自豪。

除了橄榄球外，足球场也是反映人们政治矛盾的常见场合。两派观点在足球场上相会，拥有相似背景的人共同形成一个球迷团队，与另一队球迷针锋相对，这样的冲突在足球场上并不少见。

事实上，足球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绝不仅仅是因为双方球员们在场上奉献的精彩表现，地域性很强的俱乐部与国家队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忠实球迷，离不开球迷们对主队所在地区强烈的归属感。

温格：“如果加泰和西班牙政见不和，巴萨加入英超意味着英格兰支持加泰，这在国际政坛中肯定不受欢迎。”

除了近日加泰罗尼亚的影响外，曼彻斯特与利物浦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相距不过40公里，19世纪初，曼彻斯特贵为英国的工业中心，但诸多制造工厂所需要的原料却要从利物浦的港口运进来。看着曼彻斯特的蒸蒸日上，已趋衰落的利物浦开始向原料进口商们征收大额的入关税，而曼彻斯特则开挖一条人工运河报复利物浦人。

当19世纪末曼彻斯特大运河开通之后，绝大部分船只已经可以绕过利物浦直接开到曼彻斯特，这加剧了利物浦的衰败，因此曼彻斯特和他的大运河从那时起就成为了利物浦人的嫉恨对象之一。

与此同时，由于利物浦人大部分从事的是金融、船运业，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是“白领”。而曼彻斯特的社会主体基本由劳工阶层构成，他们崇尚的是辛勤劳作，对于表面上不从事劳作、生活习气浮华的利物浦人，曼彻斯特人同样报以鄙夷的目光。此外两座城市在宗教、经济和文化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因此当两个城市的代表，曼联与利物浦在足球场上相遇，双方球员与球迷会抱着不死不休的态度，至于体育精神，此时在双方球迷眼中就不那么重要了——从这点上来进行联想，我们还能想到英格兰、苏格兰与威尔士的例子。

另一种政治的冲突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例如国际棋联主席伊柳姆日诺夫就无法脱离政治斗争的泥潭，而美国与俄罗斯的斗争也从政治意识形态扩张到了方方面面。

除了去年里约奥运会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俄罗斯代表队的禁赛风波外，国际奥委会对俄罗斯残奥代表团也实施了全体禁赛，令人大跌眼镜。之所以将俄罗斯代表团进行禁赛处罚，理由依然是国家集体服用兴奋剂行为，基于此，俄罗斯代表团甚至还被平昌冬季残奥会拒之门外。

然而，他们一方面因为俄罗斯运动员的兴奋剂事件而裁定其集体禁赛，并将残疾运动员的制裁周期延伸至平昌冬季残奥会，一方面又无视威廉姆斯姐妹、西蒙·拜尔斯、多恩等人的违禁行为。不难发现，在国际奥委会的决定背后，美国的身影正若隐若现，而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更是被不少人视作是美国手中挥舞的政治铁棒。

一般而言，无论是俱乐部、国家队还是运动员个人，只要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都会得到赞助商的青睐。那么在面对这些事件时，赞助商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NFL赞助商的反应。

饮料品牌Anheuser-Busch是NFL的主要赞助商，他们的发言人表示，啤酒制造商支持国歌也支持言论自由。现代汽车制造业的一名赞助商则表示，“我们代表尊重个人的自由，以任何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第一修正权，我们也代表着包容，自由和代表这些价值观的一切。”

企业就政治事件公开表态，通常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起码在国内，几乎所有公关公司都不会建议企业去就敏感政治事件发声。而此次Anheuser-Busch与现代汽车相关负责人的发声，一方面是鉴于美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在内容上有所控制，保持了一个较为客观的姿态。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因为对政治环境的不敏感，而陷入到了舆论危机中。例如禹唐在《警惕体育赞助中存在的风险》中向大家介绍的花旗银行——2006年，花旗集团投资了4亿美元，以每年2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纽约大都会棒球队主场的冠名权，并命名为花旗球场。

到了2008年经济危机到来时，花旗集团接受了美国财政部306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并裁掉了5.2万名员工。媒体界和美国国会的很多人都要求花旗集团“废止球场冠名的协议”，毕竟作为家喻户晓的银行界大佬，花旗集团几乎不需要将它的名字印在某个棒球场来强化品牌辨识度。在许多人看来，花旗集团在经济如此不景气之时进行这样的投资，是对那些失业工人的嘲弄。

另一边，拉夫·劳伦也曾在这个问题上尝到过惨痛的教训。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这家美国时装品牌公司赞助了美国奥运代表队，并制作了代表团出席开闭幕式所穿的服装。该公司在08年北京奥运会和10年温哥华冬奥会时也做过类似的赞助，并被证明是回报颇丰的投入，这款套装在实体店和线上大卖。然而，他们的服装却是在中国制作加工的。

其实拉夫·劳伦08年和10年的奥运套装也是外包到了中国加工，但12年的情况有所不同，不仅仅因为这一年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因为这一年是大选年。总统候选人和国会候选人都把增加就业视为竞选核心议题，两党竞选政客联合起来指责美国工作岗位外包的行为。在这样的氛围中，美国代表队穿着外包到中国的品牌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引发了公众愤怒，同时也是拉夫·劳伦“公关的噩梦”。

不仅如此，美国队队服圆领衫的白、蓝、红三色条纹图案，与俄罗斯国旗如出一辙，这也让拉夫·劳伦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因此总结以上种种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涉足体育营销的企业而言，需要对大的政治环境保持高度敏感，不主动参与政治事件，避免对敏感冲突事件发表评论，彰显自己的鲜明立场。而当相关营销资源牵涉到政治问题而不得不发声时，企业也需要反复斟酌自己的发言内容，最大程度上保持有礼有节，客观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