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中国足协裁判办主任刘虎前往青岛，对在那里举行的中甲联赛裁判员阶段总结作督导，这个赛季的中超、中甲，忙坏了刘虎，也忙坏了中国足协。

算上此次会议，裁判办有关本赛季职业联赛裁判员的专题会议已经开了不止一两次，但裁判引起的争议却从未间断，足协纪委会的罚单也还是一张接着一张。

虽然将联赛违纪行为频发的根由“扣”在裁判身上并不客观，但在本赛季百余起违纪案例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例的诱因都与“裁判问题”有关。

裁判办与足协绞尽脑汁寻求变化与突破改善联赛执法，但受到现实因素的限制，目前国内裁判队伍不够壮大，不能满足日益激烈的联赛对优质裁判的高需求，攻坚这样的难题好比一项系统工程，足协、俱乐部和联赛从业者都需要沉下心来，而不是推卸责任或者互相攻击……

祸起萧墙

在中国足协例行新闻通气会上，新闻发言人黄诗薇向媒体通报了协会有关联赛治理的3个工作“方向”，而首当其冲的一点竟是“完善裁判管理与执法工作”。在6月28日长春举行的中超阶段总结会议上，几乎所有与会俱乐部都把“裁判问题”抛给了主持会议的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局长马成全。

尽管后者一再强调足协将不遗余力打击赛场内外违纪，但马成全和参会的刘虎都不可否认，裁判不力持续困扰着联赛的健康发展，重大的错漏判是联赛出现不稳定因素的诱因之一，因此在教育、引导俱乐部守规矩同时，足协也必须强化裁判队伍建设、优化他们的执法水平。

不巧的是，会后仅仅几天，中甲赛场就发生了“容大退赛”及裁判被打的恶性违纪事件，虽然争议判罚不是“言退”和施暴的借口，但当值主裁黄翔最后时刻判给卓尔的那粒点球是事件导火索，赛后也被认定是误判。这一事件给原本背负重压的广大职业联赛裁判员有添了一堵。而恒大队集体拒与裁判握手、国安伊尔马兹与李昂冲突的发生，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与裁判控制比赛不力不无关系。

当改变其他人的工作举步维艰时，中国足协唯有从改变自身工作上寻找突破。足协上周通气会传递的“新精神”实际上是会前两天马成全与刘虎等人“紧急碰撞”的结果。于是，很快关于足协即将试用“底线裁判”、考虑明年推出“职业裁判”的讯息传遍互联网。

但就现实条件来说，国内职业联赛裁判员欲在短期内摆脱“违纪事件背锅侠”的尴尬局面，几乎不可能。

裁判也是稀缺资源

说到此，就不得不提到目前中国足协在册优质裁判的稀缺问题。虽然目前中国足协拥有7名国际主裁、9名国际助理裁判，这样的“国际哨”持有比重在国际上并不算落后，但优质裁判的基数却非常少。

以本赛季为例，获得中超、中甲执法资格的本土裁判员总计才120人，其中中超、中甲各60人，中超主裁30人、助理裁判30人。目前中超全季共240场比赛，按理说，每名主裁单季能够执法的场次在8到10场左右，但实际上情况却不是这样。

像马宁、傅明这些主裁佼佼者一个赛季下来的平均执法场次为20次左右。而其它裁判执法场次则依次减少。中超裁判还要执法足协杯赛事及中甲比赛，但由于国内裁判员执法能力、经验参差不齐，不同裁判执法联赛的场次也不同，有些裁判顶着主裁身份，却只能在第四官员位置上“学习”。

比如今年裁判办将6名年轻裁判“提”到中超执法队伍中，但截止到中超半程结束，只有1人获得过主裁机会。马宁、傅明、王迪等国际裁判虽然还要利用联赛间歇赴亚冠等国际赛场上执法，但他们依然是裁判办任用频率最多的裁判。

不是足协偏爱他们，是其余大部分裁判的执法能力不足以令俱乐部信服，有俱乐部甚至直接点名道姓不欢迎某个或某几个裁判执法本队比赛。

选派裁判也有学问

事实上，自从2009年足球系列贪腐及黑哨丑闻被曝出后，中国足协有关裁判的工作就陷入“非常态”。

中国足协为平抑来自俱乐部方面的质疑，推出了抽签定哨这一有违国际惯例的联赛裁判选派办法。但形式上的公平，却因为不同裁判能力不同而造成结果的不公。一些毫无经验的年轻裁判被“揠苗助长”硬推上联赛执法一线，比如来自大连的小张雷当初就是被破格“提拔”为国际主裁的，但因为频出重大判罚失误，他后来被降格为国家级，甚至一度委身中甲执法，他能够重返国际裁判队伍中来，也得益于此后几年的卧薪尝胆与积累。

既然国内优质裁判有限，抽签定哨不能遏止昏哨、嫩哨此起彼伏，那么中国足协又想到了启用外籍裁判援助执法，只不过在“洋哨阻碍土哨培养与发展”声音作用下，外籍裁判从2015赛季，也就是刘虎开始出任裁判办主任这个赛季渐渐淡出国内赛场。

刘虎在与足协同事私下沟通的时候，曾表达过自己内心的苦闷，这份苦闷来自整个国内职业足坛的浮躁，在他看来，和国家男足一样，中国职业足球的裁判工作也不能依赖外力，挖掘、培养本土裁判要“慢工出细活”。可各俱乐部在付出巨大经济投入之后，又怎能耐住性子容忍裁判因成长而犯下的错误？

既然矛盾不可调和，裁判办和足协就不得不另辟蹊径，提高裁判工作改良的效率。据了解，目前困扰裁判办最大的难题毫无疑问还是裁判员选派。从上赛季开始，裁判办调整了刘虎到任之前抽签定哨及软件排哨的“死办法”，而是结合裁判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前期执场表现，同时依托于科技软件计入各种“选派原则”，综合敲定联赛执场安排。即便如此，选派的复杂程度仍超出外界想象。

比如，受客观因素影响，目前各级职业联赛裁判中，注册地在北京的裁判较多，在7名现役国际主裁中，就有傅明、艾堃、关星三人属地在北京，之前就有不少球迷因此质疑国安受“照顾”，但这纯属躺枪。在指派国安队比赛的执法裁判问题上，裁判办需要规避的因素会更多。而即使满足属地原则，“轮休”、“连判同队”等因素也必须考虑进去。这也是为什么傅明、马宁等优秀裁判执法场次远多于其他裁判的原因所在。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足协放出“职业裁判”的声音实际也是情非得已。由于目前所有执法联赛裁判员都为兼职性质，因此在裁判员指派问题上，足协还需要考虑裁判员的精力以及意外伤病等因素。推出“职业裁判”显然也不是改换一下称谓那般简单。如果不能给予裁判安心的保障条件，那么这样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愿景之中。

在足协裁判办的设想中，“底线裁判”、“VAR(视频助理裁判)”的引进听起来都那么令人兴奋，但落实起来却举步维艰。这是因为无论哪种先进技术，都要以人为本，也就是需要有量足技术能力高超的专业人员具体操作。目前，就连普通裁判的指派都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局，足协又能从哪些渠道及时调配到合适人选满足这些改进需求？

在长春会议上，或许是迫于来自俱乐部的压力，刘虎首次向俱乐部公布了中超前14轮出现重大错漏判裁判员被处罚的数据统计，其中主裁判被累计停赛的场次达到20场。但正如国际足联前任主席布拉特所言，足球比赛的判官是人，是人就不可能绝对避免犯错误，足球界应该对裁判予以充分的信任与宽容。

从目前中国足协一些举措来看，他们的确正努力寻求一些新方式改善裁判工作。但就像29岁的黄翔一样，他要圆梦世界杯执法，就需要经历风雨，容大退赛事件对他来说既是教训，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

中国足协和裁判办也理应具备相当的扛重压能力，无论如何，都应该把培养人、育人作为基础工作全力以赴。人才充裕了，技术层面的改革才有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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