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格拉斯哥（译注：苏格兰最大城市）度过，色调单一，平静无波；“里斯本”这个词渐晕渐染地渗透在我早年间的模糊意识里。很久之前我就知道这是个外国城市名，在家里大人们的心目中很重要。不过我当时才4岁，对于我来说，“里斯本”和“奶奶家”、“后花园”以及“野火”都差不多，不过是我内心小词典上的一个地名罢了。

渐渐地，我长大了。生日聚会、交流会、无休止的冼礼日，每次公共聚会上我爸爸和叔叔们都会讲那个故事。等我到了学龄，那个故事已经深入脑海。我不知道在60年代的苏格兰有没有完整形成“学前教育”这个概念，但是在我左邻右舍，这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唯一的“教材”就是那个故事——里斯本雄狮、乔克-斯坦和凯尔特人。

这本教材内容丰富，有地理和历史；有生词辨识和记忆；有坏蛋和英雄。60年代末的苏格兰西部中区，有多少小学老师被班里的皮孩子们气疯了？这些小崽子连课本里的“小明和小红”都不认识，2+3都不会算，却对辛普森、克雷格和格默尔等人的事迹如数家珍，以及苏黎世、南特和伏伊伏丁那（Vojvodina Novi Sad）等足球俱乐部。

我们家有睡前祈祷的惯俗，我和哥哥祈求上帝保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以及所有的叔叔婶婶们。“别忘了保佑乔克-斯坦啊”，爸爸总是这样提醒我们俩。几年之后，我清楚地回忆起我叔叔和一位神父关于教会特许状的激烈争论。这位可怜的神父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叔叔问他该不该让创造了真实奇迹的斯坦成为圣徒。要知道，斯坦连天主教徒都不是啊。

在学校呆久了之后，我和朋友们不再满足于那些关于里斯本的老生常谈，转而挖掘更深层的知识，这需要花大量课余时间来钻研，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你知道吗，比利-麦克尼尔在所有的客场发布会都用了主办方的语言？”那么，这位凯尔特人队长需要掌握法语、瑞士语、南斯拉夫语、捷克语以及葡萄牙语，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还有，你知道吗？我爸同事的未婚妻跑啦，因为他把买新房子的钱都拿去飞里斯本了！”

吉米-约翰斯通将球送进国米的球网

凯尔特人夺冠之后几年，著名足球记者伊恩-皮博斯（Ian Peebles）写了本书：《胜利的凯尔特人》（Celtic Triumphant），被人们看做关于那场比赛的圣经，直到今天还有着绝对权威，讲述了凯尔特人该赛季踢的比赛、逸闻趣事以及球员们和相关在场人员的回忆录。几十年来，市面上又出现过很多相关书籍，但是就新鲜度、可信度和带给读者的神奇观感而言，都比不上皮博斯的那本，因为那是里斯本赛后立马开始写的。

我的大学好友艾丹-麦克劳克林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秘密：我们俩都对《胜利的凯尔特人》熟悉得倒背如流。皮博斯是这样回忆史蒂夫-查默斯的决赛致胜进球的：“距离比赛结束只有6分钟了，伟大的格默尔一个美妙的长传球，默多克助攻，史蒂夫-查默斯打进制胜球，这让在场的苏格兰人高兴极了，我周围的外国记者们也明显很满意。一个领头的瑞士记者说：‘这太精彩了...凯尔特人有八个前锋！’他身旁的一个法国人对我微笑，说：‘我们现在都必须按照你们队的方法来踢球啦。’那一刻，在葡萄牙国家体育场，身为一个苏格兰人简直是最高荣耀。与此同时，凯尔特球迷们越过警戒线、占领了球场。”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凯尔特人在欧冠决赛2-1战胜意大利冠军球队国际米兰无疑是苏格兰史上最伟大的运动成就。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就参与度和商业价值而言，足球都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这样一支全部由苏格兰西部球员组成、财力和阵容都毫无优势的球队居然能拿到全世界最重要的赛事之一的冠军，当时的人们都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哪怕放在今天也近乎不可能。

这场胜利不仅仅意味着凯尔特人成为首个在欧冠夺冠的英国球队，还有更多深层意义。1967年的“里斯本雄狮”是苏格兰文化、社会、政治各层面的一个风水岭。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凯尔特人是用何种风格、何种手段击败国米的。在当时，你去问任何一个非苏格兰西部地区的人，让他想象一下某支格拉斯哥球队的风格，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词：“功利”，“机械”或者“一塌糊涂”。60年代的格拉斯哥还未脱离《不俗之城》所描述的形象（译注：No Mean City，一本描写格拉斯哥黑帮和工人阶层生活的小说），这是一座重工业城市，黑白相间，色彩黯淡，充斥着酗酒和随处可见的暴力。一支发源于此的足球队自然也没什么好模样，硬骨头、好斗、不优雅，没有直接用犯人上场踢球就已经很不错了。

威利-华莱士和博比-伦诺克斯在庆祝胜利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凯尔特人的球风轻盈而愉悦，有拉美和非洲足球的生气勃勃。它摆脱了出生地格拉斯哥的污垢和工业劳役气息，蜕变成崭新的“里斯本雄狮”。当然，他们也并非洁白无瑕，主教练斯坦奉行老式的长老会职业守则。凯尔特人在1966-67赛季的欧冠赛场上一路前行，很多外国记者、球迷都被他们高超的球技和极具启发性的战术惊到了，这要求每位场上球员都出脚迅速、思维敏捷。短短几年之后，荷兰将有一批教练、球员因发明了“全攻全守”这个概念而闻名于世。其实，凯尔特人已经这样踢了好些年了。

凯尔特人欧冠夺冠之前，苏格兰唯一一次在大众面前长期曝光还是好莱坞经典电影《荒岛酒池》（Whisky Galore）和《蓬岛仙舞》（Brigadoon）。然而，1967年5月25号下午，来自全球各地的观众足足坐了两个小时，观看了一场正宗的苏格兰式表演。在4000万外国人眼里，这个原汁原味的苏格兰“特产”看起来迷人极了，魅力十足，极大矫正了人们以往对苏格兰以及苏格兰人的顽固印象。

那一刻，苏格兰是否感受到了一丝罕见的喜悦？在那珍贵的几分钟里，我们是否感觉到身为全世界最著名、最美丽、备受好莱坞导演们青睐的国家之一的一员的骄傲？确实，苏格兰人脾气暴躁、喜欢争辩、不太自信，永远在追问周围人对我们的看法。在《胜利的凯尔特人》一书中，作者在第一章这样写道：“有凯尔特人和流浪者的球迷；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有巴基斯坦人和流行乐迷；他们都在里斯本为凯尔特人的球员们加油助威。终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很多人在休息室的地毯上跳起了即兴舞蹈，而那些流浪者死忠们无法控制地感到如鲠在喉。”

译注：凯尔特人和流浪者俱乐部都位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互为死敌，号称“老字号德比”。

凯尔特人球员们夺冠后享用了一顿庆祝大餐

凯尔特人的夺冠让我们意识到苏格兰在其他国家也是颇有好评的。 我们的内心找回了对这个国家的热爱，这或许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却一直没被发觉，也没被说出口。一部分可能源于对国家教育的高度认可，以及建造船只、大桥和铁路的能力。你无法忽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格兰人的英勇，也无法忽视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良好贸易，而与此同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只想着剥削他们。里斯本之后，苏格兰受到了来自全欧的扑面而来的善意，表达方式就是对新晋欧洲冠军球队凯尔特人的赞美。“多年不见，很高兴再次认识你，”被凯尔特人迷住的欧洲人如此说道。

个子高挑、一头金发的队长比利-麦克尼尔是苏格兰新时代冠军的代表。凯尔特人的欧战征程中，他在瑞士和法国坚持用当地语言出席新闻发布会。他出生于工人阶层，没受过大学高等教育，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成为了那些同样背景普通的人们中的一个标识符号。麦克尼尔是一个典型的苏格兰草根，却值得整个国家的尊敬。

主教练乔克-斯坦是个哲学家，他的足球理念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和早年间在矿下辛苦劳作的影响。你能感觉到，他很尊敬那些领导们和国王们，但从不觉得自己比他们低下。在很多苏格兰工人阶层的心目中，这两位已经成了一个图腾：随着教育普及和免费大学入学，以前的底层人民也可以有所期待，也可以拥有更高的梦想，斯坦和麦克尼尔就是一个可企及的例子。

国米球员雷纳托-卡佩里尼和凯尔特人球员吉米-克雷格在拼抢

还有一点，凯尔特人是由一个新教徒执教的，队内也有几个新教徒球员，这挑战了苏格兰西部地区的古老的宗教传统。或许正是这一刻，很多不是出生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人开始支持凯尔特人，甚至感到了认同。或许正是这一刻，很多凯尔特人球迷第一次为自己的苏格兰国籍而骄傲，完全接受了这层身份。

一切都发生于那个充满爱的夏天，“反正统文化”成为了主流；男人们可以养长头发、穿印花的运动服。在那几个月，人们似乎发现了不用流血斗争也能解决世界问题。那是属于年轻人的、或许可以说苏格兰的十年，大事频发；整个国家迫不及待地往窗外看，最终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灵魂。

直到1967年，我父亲那一代的苏格兰工人阶层还在做着重货、拿着低工资；健康状况不好，早死早亡。他们没能上大学，也找不到安全的工作，无法展现自己的个性和智慧，这很令人沮丧。学者、作家和电影导演们总是将他们描绘成教育程度低、心肠坏、不谙世故的形象，实在让人愤怒。然而，安奈林-贝文和哈罗德-威尔逊（译注：两位都是英国政治家）开始赋予他们权力，打开以前紧闭着的大门，这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我认为乔克-斯坦和里斯本雄狮在此过程中也有贡献。

我听过一些令人伤心的评论，说我们庆祝凯尔特人夺冠纪念有点太过火了，不过是一个欧冠罢了。我们庆祝过19周年、21周年、25周年、30周年以及40周年，今年是50周年纪念。而且我希望能不停庆祝下去，直到“里斯本雄狮”的最后一位离开人世。我们要开心地大吃大喝，赋予他们无上荣光。最起码，这11位神赐的男人值得整个国家再一次满怀深情地谈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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