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今天（5日），中国足协就“容大事件”作出了最终的处罚意见。意见一出，再一次引发了各界的热议。尽管容大仅仅只是一支中甲升班马，而且目前成绩不算很理想，但容大“冲冠一怒”，却深刻地反应出“盛世”之下的中国足球隐藏着的隐忧。作为中国足球最高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如果不能居安思危，不是在理论上进一步加快、加深研究中国足球深化改革所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缺乏“前瞻性”，而是满足于当下改革之后取得的“成就”，则中国足球将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低谷”。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危机在“盛世”下不断爆发

7月1日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革命意义的日子。但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里，保定容大俱乐部董事长在主场对阵武汉卓尔队的比赛之后愤怒宣布退出。因为笔者并不在现场，加上对中甲联赛的关注度明显不如中超，因而无法对此事的前因后果加以评判。简单地选择支持容大、抑或反对，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虽然“剧情”在次日出现了反转，而且最终也没有退出。但是，此事件发生在当前中国足球最为红火之时，这其实已经是某种“信号”。

不止是“容大事件”。就在容大发生退赛事件之前，中超公司在长春召开的股东大会证实了有关中超版权商体奥动力递交“交涉函”，后者明确表示将暂缓支付本该在7月1日之前支付的第二笔版权费共6亿元人民币。再往前，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对包括上海上港队、北京国安队与江苏苏宁队等诸多球员的处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中超联赛今年尚未赛程过半时，中国足协的罚款数额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

再往前，二次转会窗口开启之前的紧急出台的《2017夏季注册转会期收取引援调节费用相关规定》和《U23球员参加2018年中超、中甲联赛相关规定》等引发各界热议。从年初中国足协在毫无风声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各俱乐部引援工作基本就绪的情况下，突然下发新政，让俱乐部措手不及，就已经引发了各种反对声音。

所有这一切都让中国足协再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其中的核心一点就是：中国足球特别是中国足协的公信力何在？从年初出台的外援加U23“新政”开始，一系列举动显现出“行政干预”的力度与幅度明显超过以往。在中超进入“五年80亿”的第二个年头，中超的所谓“繁荣”已经危机叠现。而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年以来，围绕着中国足球的负面消息与报道明显已经超过了去年。

某种意义上，容大的退出虽然仅仅只是停留在中甲层面，与中超并无实质性联系，但围绕着中国足球的“假”、“黑”之声再度风起云涌。这无论是与高层对中国足球殷切希望还是与当前进一步深化中国足球改革的大形势，抑或与中国百姓对足球的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足球最高管理者的中国足协虽然再一次更换了领导人，但如果不能认清形势，满足于“五年80亿”、满足于“中国足球改革最近一两年来成就巨大”这样的表象，而不是把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当成是一次进一步全面真正深化改革的“良机”，则中国足球重新回到“解放前”并非没有可能。

“三五年一周期”的历史之鉴

外界并非看不到中国足球最近一两年来所取得的一些进步，笔者也不是消极悲观者。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红山口会议”为标志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开始至今，对照当下中国足球的诸多乱象，笔者深刻地感受到：某种意义上，当下的情况与第一轮改革初期“辉煌之时”的情景异常之相似。

第一次足球改革的目的一是提高竞技水平、冲击世界杯；二是把足球推进市场，产生经济效益，从而带动中国足球产业的发展。在1994年职业联赛正式问世之后，中国足球曾在1996、1997年间到达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时刻。尽管中国国家队在1997年的十强赛中折戟，但不容否认的是，职业联赛的成功主办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特别是市场效益出人意料。在1994年职业联赛出台之时，中国足协与国际管理集团在就联赛冠名权问题进行谈判时，第一年才以120万美元（合100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价格成交，以后每年以5%的比率增长。至1997年初，中国足协再次与IMG就续约问题进行洽谈时，中国足协已将一年的冠名权费用提高至1.5亿元人民币！后者也同意成交。换而言之，短短三五年时间，甲A联赛的市场价值已翻了整整10倍。

此番以2014年10月份国务院下发的“46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为起步，到中央深改小组于2015年2月27日正式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标志着中国足球彻底拉开了“二次改革”的大幕。在各方政策不断传出利好消息的新形势下，作为职业联赛的中超也在2016年正式步入了“五年80亿”的新时代！从2014年的中超版权费8000万，到2015年版权费10亿、再到5年平均16亿，一时之间，“金元”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足球的代名词，中国足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超”，已成为世界足坛最具购买力的势力，“爆买”也成为了中国足球当年的最新流行词。

然而，就在甲A联赛似乎要迎来中国足球的全新“黄金时期”之时，却开始出现了“假、赌、黑”的苗头。中国足坛在足协与IMG完成赞助续约的次年也就是1998年，爆发了著名的“3号隋波事件”。而王健林的万达退出中国足球也是在那一年发生的。至1999年，中国足坛则更是出现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渝沈事件”……

当广州恒大队在2013年历史性地站上亚冠联赛冠军宝座上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中国足球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明天。2015年，恒大队二夺亚冠，更是增添了人民对中国足球的信心。然而，当时钟走进2017年7月1日之时，随着容大老板声泪俱下，一句“中国这么玩足球，我们玩不起，任何人都玩不起啊！”这样的场景与历史何等之惊人相似？中国足球真的已进步了？

我们必须承认：时代与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2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容任何人否定。中国足球当下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现实也与20年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之所以会出现似曾相识那一幕，从根本来说，还是在于中国足协作为一个行业的最高管理部门“疲于表功”、“穷于应付”。所谓“疲于表功”，就是在当前形势下特别是中央和高层领导身为看重中国足球、甚至将足球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之时，满足于点滴的眼前利益，没有从根本上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滤清思路并开展富有成效的、扎扎实实的实际工作。所谓“穷于应付”，就是针对出现的一系列不良苗头，不是从根本上去予以解决，而是“躲”、“闪”、“腾”、“挪”，应付了事。对中国足球在新形势、新环境下本身的应对策略以及如何进行深化改革，缺乏必要的研究，更谈不上前瞻性。

国家体育总局在直面第一轮足球改革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时，曾这样总结道：“体育界、足球界对于足球的规律和价值认识不清，理解不透。对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程度很高的足球项目发展规律没有很好的把握，忽视项目的综合效应和价值，往往眼光短视地过分把国家队的成绩作为唯一指标。还受‘一改了之’思想的影响，使足球在竞技体育发展全局中常常被边缘化。”“对足球职业化改革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判不足、应对失当。”

应该说，这样的总结是相当到位的。但很遗憾，迄今为止的实际工作之中，这样的情况依然还在延续着。于是，像出现容大退赛这样的事件根本就是必然的。不止是容大“退赛事件”，同一天上海申花队以8比1狂胜辽宁宏运的背后，也潜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东西。而在此之前，延边富德俱乐部的母公司退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前中国足球“盛世”之下暴露出来的另一种危机。

足协要换“汤”更需换“药”

近期以来，中国足坛出现的诸多乱象，表面看起来，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裁判问题”而引发的，无论是先前的奥斯卡遭停赛还是上港队的博阿斯、胡尔克以及武磊遭停赛，再到容大退出事件的导火索超长补时以及点球判罚等等，无一不是如此。中国的足球裁判业务能力不高、无法满足当前联赛的需求，这一矛盾已经越发突出。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局限于“裁判”的业务能力与水平本身，则根本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足球，因为当前中国足球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足协管理能力与管理水平的低下与中国足球发展需求根本不相匹配。

表面看起来，中国足协已“脱钩”了，但为什么中国足球这两三年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换汤不换药”？看上去红红火火、风光无限，实质却是基础相当脆弱，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大厦的崩塌。这其中，很重要一点就在于“药”没有“换”！所谓的“药”就是指“人”。早在两年前中国足协宣布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之时，笔者就曾明确指出，即中国足球能否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与发展，恐怕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因为任何事务的“外因”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内因”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再好的体制与机制，如果具体的执行之人无法满足或达到要求，同样不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足协离“专业性”越来越远，因为专业人士、专业人员越来越远离中国足协，政务干部、行政干部反而越来越多。于是，中国足协的管理也就常常令人匪夷所思。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做到“既谋局部、又谋全域”，“既思前、又顾后”，“既符上意、又合下情”，无法真正去引领中国足球的发展，更谈不上前瞻性的工作。

当中国篮球有姚明、中国排球有郎平、中国滑冰有李炎之时，中国足球没有这样既有号召力、又有公信力的人士，这其实才是当前中国足球最大的困惑，也就是“人”的困惑。这也就注定了中国足球的发展将较其他运动项目更为艰辛。中国足球之改革，首先需要变革是人、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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