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体育日报》生得伟大 死得光荣
这份报纸只存活了一年五个月,确切地说,是1990年1月31日问世,1991年6月13日打烊。报纸的名字叫 《The National Sports Daily》(《国家体育日报》)。
很多人问过我,中国有《体坛周报》,日本有《日经体育》,法国有队报,那么美国有没有体育日报?
也有人问得更直接,《今日美国》算不算体育日报?
当然不算,她只是体育版比较强大而已,算起来还是份综合性日报。美国很多日报的体育版都很强,随便说两个,如《波士顿环球报》、《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但这些都不是体育报纸。
那么美国有没有体育日报?
回答这个问题,会牵动美国体育新闻界很多情感。
答案是:有过,可惜这份报纸只存活了一年五个月,确切地说,是1990年1月31日问世,1991年6月13日打烊。报纸的名字叫 《The National Sports Daily》(《国家体育日报》)。
从体育新闻史上看,也是昙花一现、但当时是引起天下媒体人惊呼的一次壮举,堪称刘胡兰,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说起来,这事有两个推手,一文一武,文的是“体育第一写手”,《体育画报》主笔Frank Deford,武的是原《纽约邮报》的发行人Peter Price,前者负责编务,后者负责发行。
从武的开始说起, Price当时办报名声很响,《纽约邮报》1988年刚从新闻集团转手,一年后报纸已很有起色,主要是Peter Price之功,他明确一个方针:男人爱体育,女人好八卦,所以《纽约邮报》就主打八卦和体育。八卦放在前面,体育放在后面,所以女人从前面开始读报,男人从后面读。《纽约邮报》正背面都是煽情的大图文。
1989年4月,江湖上出现了位富可敌国的墨西哥媒体大亨Emilio Azcarraga,人呼“美国南面最富的美洲人”,偏偏也爱好体育和媒体。
Azcarraga找到Price,问了这篇文章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墨西哥有一份全国的体育日报,意大利人有两份,英国也有几张小报,法国的《队报》更是举世闻名,为什么美国没有?
当时美国也就一份纯粹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1982年问世,一直赔钱,但背后还有大传媒集团支持,如果在美国弄一份全国性体育日报,Price想给富豪洗脑,“必须要有这些元素…… 1.编辑团队,有大牌记者和编辑领衔;2.有实时消息,有像《体育画报》那样的文章;3.有投递系统支持;4.有地方印刷厂,彩色印刷;5.有推广……”
“多少钱吧?”Emilio Azcarraga有点不耐烦。
“4000万起步,到最后投资可能要到1亿。”Peter Price以为开出了天价。
“好吧,让我们开始吧。”Emilio Azcarraga伸出了手。
报纸寿终正寝后,《福布斯》杂志专访Azcarraga,问他办报纸的原因,答案是他一直想到美国办电视,但美国当时有保护主义,他没法办,钱就正好办报纸。从筹备到打烊,他为这份报纸损失了一亿五千万美金,对于电视投资,这不算大钱,但对报纸来说,是笔巨款了。在赔的过程中,他的商业伙伴后来不愿意赔下去,Azcarraga就自己买断了《国家体育日报》,报纸打烊后,Azcarraga把母公司上市,市值翻了一倍,说到底,资本家没输。
体育媒体更没输,既然Azcarraga打开钱包,美国体育新闻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办报活动开始,Peter Price的武略铺开,下面就是文攻了。
在Frank Deford领衔下,美国体育媒体最狂热的跳槽热潮开始了。
凡是能用钱买来的记者编辑,都被买去了。如今在美国体育写作舞台堪称一时之选的人物,不少都被《国家体育日报》网罗过,包括《华盛顿邮报》主笔Tony Kornheiser,Norman Chad和亚特兰大的棒球记者Gordon Edes和主笔Dave Kindred,《波士顿环球报》主笔Charles Pierce和Leigh Montville,《体育画报》赛车记者Ed Hinton和篮球主笔Ian Thomsen,《GQ》主笔Peter Richmond,西岸名笔Scott Ostler,《体育画报》著名摄影师Neil Leifer,《Esquire》主编David Granger,波士顿怪才Steve Buckley,纽约名记Mike Lupica,美式足球名记Johnette Howard...加入《国家体育日报》,在当时体育媒体有一种参军上战场的感觉。
Dave Kindred曾回忆,一干精英体育记者编辑及其家属被请到纽约湾,Azcarraga在那里有艘豪华游艇叫Paraiso(天堂),他给每人一枚墨西哥金币,金币后来也值几千美金。很多人就在游艇上签了约。
“这是美国体育写作史上一场伟大壮丽的实验。”说这话的人是Tony Kornheiser,这说得有点高大上,更现实的是,这是美国体育媒体史上一次伟大的发财机会,从1990年开始编《美国体育年度最佳作品》的波士顿人Glenn Stout后来说过一句很到位的话: “这一代体育名记的房子不少是《国家体育日报》给买的。”这不由让我想起十年至十五年前,《体坛周报》也这么大洒金钱吸引人才,很多记者的房产也是那时候置下的,不过,媒体人这种发财机会,也是三十年一次,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
说起来,Deford第一个邀请加盟的是洛杉矶的Jim Murray,开价年薪百万,这在当时媒体,根本是匪夷所思的价,但后者不愿,结果纽约的写手John Feinstein成了该报的第一个签约记者。
John Feinstein现在也是个大腕了,写了好多畅销书,包括写大学篮球名教头Bobby Knight的《Season on the Brink》,但那时候便宜得很,后来 Deford透露说,“我约他吃午饭,说看起来你需要一件新外套了,这样,我给你买一件,就算签约金吧。我就给他买了件皮夹克,成交。”
扯远一点,Feinstein带来了一个永远的笑话。
Feinstein在《国家体育日报》负责高尔夫和网球,每年六七月份,网球和高尔夫球的中心在欧洲,法网、温网,再是英国高尔夫公开赛,这一趟欧洲差要花去两个月时间。
法网和温网之间有两周空档,法网结束后,Feinstein打电话给 Deford,说他要回美国,“因为家里有人死了”。
“对不起,谁死了?”
“是我家的一头猫,但这还不是我要回去的原因。”
“我的天,那你到底为何要回来呢?”
“因为我如果不回去,其它猫恐怕也活不了了。”
最早把这笑话写出来的正是《纽约邮报》,时间是1991年6月13日,这天《国家体育日报》宣布出最后一张报纸,因为Peter Price的跳槽,《纽约邮报》忿忿了一年多,终于等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
但这是后话了,当时《国家体育日报》开张之际,除了挖人,在采访经费上也毫不犹豫,1990年东京拳王战,迈克泰森对混混道格拉斯,似乎毫无悬念,美国几乎没有记者去东京,而《国家体育日报》反正有钱,就派了记者Sam Donnellan去了,结果他见证了拳王史上一场最伟大的冷门。
《国家体育日报》租用卫星传版系统,置办了最豪华的电视、传真机,计划主打三个市场:东部的纽约、中部的芝加哥和西部的洛杉矶,逐步向全美铺开,然后就是欧洲。后来人们分析,报纸最大的败因是发行系统不得力,相比在三个市场内容的整合,发行浪费的钱太多,而且还不奏效。
报纸当时是一周出五次,48页,卖五毛钱,后来升到七毛五,如果算上三个不同城市的版本,就是每天144页,这对于体育报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
各个版本每次都有四页的特写专栏,叫Main Event,这对报纸是个挑战,因为每周有五篇4000字左右的特写。当时为这四页特写栏撰稿的主要是Ian Thomsen, Charles Pierce, Peter Richmond和Johnette Howard,这四人后来都是大名鼎鼎的特写体育作家,其中Charles Pierce最有名,在《GQ》,《Esquire》和《波士顿环球报》主笔,老实说,单单这Main Event特写,就对美国其它报纸是个强大的挑战。
但这种大格局,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件太过瘾的事,在不同市场有不同头条,有不同的记者群,这从创刊号就可以看出。
创刊号共有三种版本,纽约版是尼克队中锋Patrick Ewing封面故事,操刀者Frank Deford;芝加哥的是Michael Jordan的封面,Dave Kindred主笔;洛杉矶的是Magic Johnson,Scott Ostler主撰。
不过从第一天起,就有了纷争。Michael Jordan的这篇封面,本来安排Mike Lupica写的,谁知他耍大牌,说“我只写专栏,不写特写”,结果只好Dave Kindred顶上。
借这机会倒是可以聊聊Lupica,他耍大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最经典的例子是。1990年大学篮球四强赛,他位置被安排在较远的临时记者席,而不是球场当中,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在美国体育媒体江湖,有三个矮子,人缘都一般,但水平都奇高,他们是电视主播Bob Costas,Mike Lupica和《相约星期二》的Mitch Albom。
离开《国家体育日报》最早的也是Lupica,回到纽约《每日消息报》。后来有人说,他两边利用炒高身价,不知是否属实,反正这也是他本事了。
但从Lupica和Feinstein的闹剧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员管理也是一团乱麻.更麻烦的是,由于《国家体育日报》强势,江湖引起反弹。
受到冲击的除纽约波士顿洛杉矶芝加哥大市场,还有亚特兰大。Dave Kindred,Gordon Edes,Joe Posnanski,都是《亚特兰大宪政报》培养出来的,该报的体育编辑Van McKenzie被Deford聘请为执行编辑,对《亚特兰大宪政报》打击就太大了。于是江湖联手抗击 《国家体育日报》, 不光《体育画报》,其它一些大报都声明,谁加盟《国家体育日报》,就别再想回原报社。《国家体育日报》关门后,不少记者编辑果然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也可想而知。
最可惜的是Deford, 1989年是Frank Deford是他在体育画报》的第27个年头,他也连续拿了六次美国最佳体育记者。这一年他觉得有点累,本来他和NPR说好,放一年假,带着老婆孩子去欧洲玩一年,顺便报道一下温网,也再写本小说,谁知《国家体育日报》横空出世,他不但没能去欧洲放松,反而卷进了此生最大的是非中。
他后来说过很中肯的一句话: “办《国家体育日报》,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次赌博。”
《体育画报》当时主编Mark Mulvoy一直没有原谅Deford的背叛,“Frank Deford当时和我说,要去一个电子媒体,而不是搞纸媒,而我为了保证他的股权,还保留他在《体育画报》的位置。谁知他不但办了平面媒体,还回过头来挖人,所以我们都觉得他是叛徒。”
Deford解释说办的不是杂志而是日报,不是《体育画报》的竞争对手,但这一点说服不了人,因为《国家体育日报》的特写文章比《体育画报》的还精彩。
Deford说他也没有有意挖人,是别人自愿追随他的人。这也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国家体育日报》短暂的风云变幻中,唯一的输家就是Frank Deford,他在50岁前是美国体育媒体的一尊神,报纸失败后,他只能落脚《新闻周刊》和《Vanity Fair》,后来才以特约记者身份重回《体育画报》阵营。但之后,似乎心志和才思都大不如前。
《国家体育日报》最后那天的头版没有图片,只是一个大标题:We had a ball,下面一行小标题:The fat lady sings for us。
我看到过Frank Deford拿着这版拍的照片,有点伤心。无论如何,应该感谢 Deford和Price,美国人曾经有过一次疯狂的媒体体验和一张伟大的体育日报,一切都输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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