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新科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似乎正在把他已经在 2016 年夭折的 CBA 改革方案带回来。

最新的消息是，CBA 最大的股东，中国篮协把 30% 的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也就是参加 CBA 联赛的 20 支球队。

4 月 28 日，姚明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确认了这个消息。其涉及金额不过 858 万元，这在中国体育界动辄几亿几十亿的各种投资中，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数字，但它的影响可能是革命性的。

一旦交易全部完成，那么 CBA 公司将变成每一家 CBA 俱乐部各持股 5% 的股权结构。如果日后中国篮协能够按照原本承诺的那样，将 CBA 联赛的竞赛组织权也移交给 CBA 公司的话，那么 CBA 联赛将会在组织架构和 NBA 保持一致。中国篮球管办分离的改革看上去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这实质性的改变本可以在一年前发生。2016 年初，姚明联合了 18 家 CBA 俱乐部联合发起成立了中职联公司，希望以此倒逼体育总局改革中国篮球。姚明当时就设想，由全部 CBA 俱乐部单独组成 CBA 运营公司，并且聘请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在负责整个联赛的商务开发和运营工作。

然而，当时的中国篮协并不喜欢这个方案。在整个 2016 年上半年，中国篮协屡次表态，拒绝姚明的改革方案。中国篮协竞赛部主任张雄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在北京指出，中职联与中国篮协为推进 CBA 联赛职业化进程、管办分离等改革而成立的 CBA 公司不同。

此后，篮协与姚明之间的矛盾一度扩大，姚明甚至一度向媒体发声：“我现在能骂街了”、“希望篮协拿出诚意”、“（所谓改革）只是把过去对于 CBA 的管理方式包上了公司化的外壳”。

故事的剧情在 2017 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 2 月底的中国篮协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姚明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再是这一次中国篮协转让 CBA 公司的股份。姚明看上去确实是在推进自己在一年前提出的改革方案，区别在于之前他是站在体制外，而这一次他站在了体制内。

今时不同往日，之所以姚明能够在 2017 年顺利推进自己的改革方案，是因为他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根据一些业内人士告诉《好奇心日报》的说法，姚明此次得到了来自“更高层”的支持，因此作为中国篮协新任主席的他在体制内能获得足够的实权，而非仅是一个虚职。

与此同时，篮管中心的人事变动也有加速篮球改革的意思。原篮管中心主任、知名的举国体制拥护者信兰成在 2017 年初退休。被认为是改革派的李金生接任信兰成的位置，而出任篮管中心党委书记的王玄也曾经支持过 CBA 联赛的改革。

姚明的实权在 2017 年 4 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根据 3 月 31 日体育总局办公厅下发的通知，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承担的业务职责将从 4 月开始移交给中国篮协，并以后者的名义开展工作。中国篮球协会将全面开展国家队、联赛、青少年发展、社会篮球等业务。

这一通知被普遍解读为篮管中心将会很快停止运营。部分更乐观的媒体甚至打出了“姚核心时代真的来了”这样的标题，认为原本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的中国篮协和篮管中心正式分离，中国篮协将不受篮管中心的掣肘开始独立运营。这种体制上的变化可能也是姚明能够顺利推动中国篮协退出 CBA 公司的基础。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未来的可观收入相比，中国篮协此次转让股份的价格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此前，盈方中国代理 CBA 联赛 2012 年到 2017 年的商务开发，每年需要为此支付 3.36 亿元。随着体育开始变成一个资本热烈追捧的产业，普遍认为未来 CBA 的版权以及商务开发收入可能达到 5 年 100 亿元的水平。按照 30% 的股份收取 858 万元的价格来计算的话，那么整个 CBA 公司的估值还不到 3000 万元。

如果是放在一年前，这种低价转让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然而，据《体育大生意》此次的报道，中国篮协此前曾经将这一价格写入相关文件，并得到了上级批准。

这种种迹象表明，此次姚明能够推动中国篮协退出 CBA 公司，虽然可以被解读为中国篮球改革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但这仍然只是一场由上而下的改革。换句话说，真正掌握着改革的话语权的还是体制内的相关人士。

如果改革依赖的是一时的政策风向或者是一群人的个人爱好的话，那么这其中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可能是中国篮球改革未来会遇到的阻碍。

即使不考虑这部分的风险，管办分离——即篮管中心和中国篮协所代表的行政性力量退出 CBA 公司这样的联赛经营主体——也只是整个改革的一小部分而已。行政机构上的分离永远是最简单的，而在后续的实际运营中，姚明、中国篮协、还有 CBA 公司还将至少面临下面这 4 个问题。

体制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最大的问题仍然来自于体制。尽管在顶层，篮管中心、中国篮协、以及 CBA 联赛公司已经在明面上完成了分离，但是在基层，一直是以体校以及各省市体育局为代表的举国体制，在维持着 CBA 联赛的运转。这其中，又以球员的归属权最为难解。

长期以来，CBA 联赛自身的球员培养体制并不成熟。在俱乐部自身还挣扎在盈亏平衡线的时候，他们无力负担一个完整的青训体系，因此他们的许多年轻球员都来自于体育局和下属体校自主培养的运动员，他们也因此被称为体制内球员。早年的巴特尔，现在的郭艾伦都属于这样的体制内球员。

体制内球员的人事关系隶属于当地的体育局，因此他们根本算不上是真正流动的自由球员，无法自由转会，这也给 CBA 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阻碍。

现效力于 2015/16 赛季 CBA 总冠军四川金强队的吴楠就是一个例子。2012 年，因为对于原效力的江苏同曦俱乐部的待遇不满，吴楠希望寻求转会。但是江苏体育局却出于“不希望江苏的篮球人才外流”的考量拒绝放行。双方陷入僵局，吴楠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也拒绝为江苏队出战。直到 2014 年中，江苏同曦俱乐部和江苏体育局宣布放弃吴楠，吴楠才终于回到 CBA 的赛场上。两年时间被白白浪费。

此外，由于 4 年一次的全运会的存在，各地体育局需要征调人手参加全运会，他们很可能会向俱乐部施压，要求他们放弃 CBA 联赛以便备战全运会。

2009 年 CBA 季后赛，山东队就宣布不会使用外援，因为他们想拿 CBA 联赛季后赛练兵，以便在全运会取得好成绩。不久前，又有消息传出，2016/17 赛季的CBA 联赛山东队高速出局“是因为当地体育局暗示裁判，要保全运会政治任务，山东季后赛不能再往前打了，要不然影响到球队集训时间”。如果消息属实，那么 CBA 联赛和各地体育局之间的矛盾显然并不容易解决。

要保证 CBA 联赛的健康运转，姚明就需要划清俱乐部与体育局之间的关系，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俱乐部的运作、还是联赛的举办，都仰仗着体育局的关系。

在许多俱乐部还没有成熟的青训体系的情况下，俱乐部和各地体育局之间在运动员培养的问题上显然还要扯皮一段时间。此外，体育局能够保证在运动员退役后帮他们在体制内谋得一份工作，而完全自由身的球员在退役后要如何生存，也同样需要 CBA 联赛能够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许多城市的 CBA 联赛承办工作也有当地体育局的身影。他们负责联系场地、消防、安保等方面。如果要彻底切割 CBA 联赛和当地体育局的关系，那么 CBA 公司也同样需要承担起承办当地 CBA 联赛的工作。一个新生的 CBA 公司要做好全部承办工作不会太轻松。

国家队和 CBA 孰轻孰重？

此前，一些业内人士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都会提到 2019 年在中国举办的男篮世界杯，并认为出于举办好男篮世界杯，并且要让中国队在男篮世界杯取得好成绩的目的，篮管中心至少将会延续到 2019 年。

尽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篮管中心的职权已经大大缩减，但是男篮世界杯以及国家队的需求仍然可能会对姚明主导的改革造成一定的阻碍。

今年 2 月底的时候，著名篮球评论员杨毅在其个人公众号列举了姚明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缩短国家队集训时间；延长联赛时间，增加联赛场次；国家队要采用邀请制而不是征调制等。

杨毅接着写道：“篮协新领导，联赛公司的董事们，各个俱乐部代表，云集北京，召开大会，一件件的商量。一商量，差异就出来了。”这一表态似乎是在暗示姚明提出的这些改革方案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随后篮协方面出面辟谣称：“我们没有提出过任何议案，更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内容”，因此并不存在姚明的改革方案被否决，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国家队的利益和 CBA 联赛的利益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

这样的先例并不是没有过。2014/15 赛季的 CBA 原定于 11 月 8 日揭幕，但考虑到国家队之后需要征战关乎里约奥运会资格的亚锦赛，篮协在同国家队协商后把比赛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为了留更充裕的时间给国家队，联赛从之前的两周五赛变为了一周三赛，两周下来比之前多打一场比赛以减少赛季需要的时间。

对于这个决定，竞赛部主任张雄解释说：“我们的联赛在制定赛制、赛程和相关规定的时候，确实要考虑联赛为国家队服务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说国家队利益和联赛利益是矛盾的，我们一直想把这两点结合得更好一些。”

而现在，再次面临男篮世界杯和 CBA 联赛之间的抉择，姚明会如何选择？留给姚明选择的空间又有多大？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乐观。部分媒体就认为，鉴于 2019 年男篮世界杯这一重大比赛在中国本土举办，中国男篮国家队也背负了巨大的备战压力，所以，竞赛组织权应该会在 2019 年世界杯后才能全部移交给 CBA 公司。

而在眼下，CBA 联赛拉长赛程和国家队集训比赛任务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制衡关系，所以，在接下来的 2017/18 赛季和 2018/19 赛季，CBA 联赛常规赛可能仍然需要继续保持 38 场的长度。

新的 CBA 公司能做好商务开发吗？

“我们还在观望，需要更细致的评估才能决定。”在被问到是否会继续赞助 CBA 时，一家赞助商这样告诉《好奇心日报》，理由是目前 CBA 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商务开发这一块，他们会怎么做，形势还不明朗。

在过去 12 年的时间里，CBA 联赛的商务开发一直由盈方中国代理。他们向篮协缴纳每年 3.36 亿的费用后，全权负责广告、赞助等方面的商业开发，光是在 2015 年收入就可以达到 7.2 亿元。

然而，随着盈方中国和 CBA 的合同在 2017 年到期，并且在优先续约阶段没有能够完成谈判。未来 CBA 的商务开发会怎么做，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新成立的 CBA 公司是会继续找盈方中国这样的代理，还是会自己来经营？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让赞助商们显得犹豫不决。

另一方面，此前 CBA 联赛在赞助方面的混乱也让很多赞助商看在眼中。他们也开始怀疑能否从 CBA 中获得他们想要的品牌曝光。

2015 年 9 月 29 日，泰格豪雅与盈方中国签署协议，成为 2015/2016 以及 2016/2017 两个赛季的 CBA 独家官方计时和官方腕表赞助商。然而，在十天后，泰格豪雅就收到了来自盈方中国的解约通知。

关于解约期是否符合规定，双方各执一词。有业内猜测，这是因为盈方中国的母公司瑞士盈方集团已经与另一家手表品牌天梭达成了 CBA 赞助的合约，因而导致盈方中国不得不终止与泰格豪雅的合同。

泰格豪雅随后将盈方中国告上了法庭。根据今年 2 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下达一审判决书，泰格豪雅获得了一审判决的胜诉，违约方盈方中国需向它赔偿 100 万人民币。不过泰格豪雅最终还是撤出了 CBA 的赞助。

此外，CBA 球员的鞋子可以选用什么品牌更是一个谜。2012 年李宁成了 CBA 的主赞助商，CBA 球员的球鞋也统一换成了李宁。不过，也有个别球员个人选择和耐克签约，因此也有不少球员是穿着耐克上场比赛的。

在李宁赞助的前几年，由于李宁的工艺水准确实比不上耐克，出于保护运动员的考量，李宁允许耐克付一笔钱让自己的鞋出现在赛场上。但这两年，由于李宁认为自己的工艺水准有所提升，因此他们开始强硬地要求所有球员穿李宁上场。李宁和耐克的冲突就此爆发，也出现了易建联在比赛场上脱下李宁、换上耐克这样的尴尬场景。

如何平衡不同赞助商之间的利益，并保证每一个赞助商都不吃亏。这是一个大问题。即使是盈方这样的公司都因此而出过差错，刚刚接手的姚明和 CBA 公司能做好吗？

CBA 乱象，联赛的专业性亟待加强

CBA 联赛还不成熟，从方方面面来说都是这样。在之前的几个赛季中，CBA 的各种乱象屡见不鲜。

2016 年 3 月 16 日，CBA 总决赛第三场辽宁客场以 104:109 的比分不敌四川遭遇两连败，总比分 1:2 落后。赛后，辽宁男篮和四川当地球迷在酒店门口爆发激烈冲突，互相指责对方打人。

在之后的检讨中，除了球迷素质本身的原因以外，四川赛区的安保工作也有不小的疏漏。主队四川队和客队辽宁队居然被安排在一个酒店，一没球员通道，二没布置安保，使得在场外球迷出现冲突时无法及时制止。

比赛现场的计时器在整个 2016/17 赛季当中也多次出现问题。第 10 轮，北控主场双加时以 136:138 负于浙江的比赛中，第一个加时最后时刻，北控外援麦克鲁姆接到边线球 2 秒左右，现场计时器才回过神来进行走表。

第 24 轮，仍然是北控主场的比赛。发球后计时器未走表的情况，导致山东投中压哨扳平球，将比赛带入加时赛。

3 月 17 日，CBA 半决赛新疆对阵辽宁的比赛打到 107 平后，辽宁队进攻时间还剩下 4 秒，而在辽宁球员赵继伟接球开始进攻后，现场计时器一动不动，使得赵继伟在违反 24 秒规则的情况下完成对于新疆队的绝杀。中国篮协随后发表声明称这是一次“关键时刻的错判，对比赛结果造成影响”，并对当事人给予了处罚。

甚至，CBA 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裁判机制。目前 CBA 联赛裁判都是兼职。他们平日里还有各自的工作，到了比赛日才会来到现场执法比赛，拿一笔 1500 到 3000 元的劳务费。

CBA 当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不过要建立起职业裁判机制显然不容易。根据联赛办负责人张雄的说法，裁判的队伍职业化建设一定是 CBA 公司未来工作的一项重点，但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 8 到 12 年的时间。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姚明未来要面临的最大问题。

本文转载自好奇心日报动，文中图片来自：Wiki Commons、百度，原标题：中国篮协退出 CBA 公司，姚明版 CBA 未来还需要面临这 4 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