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比起欧美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产业无疑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随着我们对欧美地区体育产业种种细节的愈发了解，许多关乎“器”的东西给行业从业者带来了不少借鉴。

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体育产业近年来的高速发展，我们也看到了从“道”的层面来说，中国体育产业无论是在社会文化环境、大众对体育的理解还是体育于人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都有诸多不同。

我们习惯于用“文化差异”、“中国特色”等字眼来描述中国与欧美社会的不同，而就体育而言，虽然我们深知目前中西方所处环境存在诸多差异，但事实上，中西方体育产业或许从基因开始，就分化出了种种不同。

相比西方，我们对中国体育的发展必然有着更多的认知，而对西方现代体育的了解却较为有限。而近日，一本由英国体育史学者托尼·柯林斯（Tony Collins）教授所著，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主任王雪莉副教授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书——《体育简史》(Sport in Capitalist Society：A Short History) ，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走进西方体育世界的路径。

虽然只是粗粗看完一遍，但禹唐仍感到收获颇丰。因此我们想通过分享这本书的几处观点，来让大家对西方现代体育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对体育产业有一个更准确的理解。

我们之所以会关注到这本小书，还是源于张斌老师的推荐。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他提到“每次遇到做出版的朋友，我都会拼尽全力推荐这本精致的简史”，事实证明，这本书规模虽然不大，但气象却着实不小。

“在书中，作者柯林斯明确指出，现代体育就是资本主义的产品，一如工厂、股票交易和失业。现代体育18世纪在英国，随着商业化娱乐产业的兴旺而诞生，体育世界中胜者与败者二元相依的现象与资本主义生机勃勃的文化内涵完美地契合。”张斌写道，“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也带动了现代体育逐渐席卷整个世界，其商业化属性逐渐吞噬了原本体育概念中的核心——业余主义，这种质变最终成为了资本主义‘新世界秩序’中的一部分。”

从某种程度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特征与现代体育产业的兴起有着直接的联系。首先，在十七世纪末期，哲学和经济界的主导思想是竞争与利益。例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声称自然状态中的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

因此，这样的竞争理念也被贯彻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现代竞赛类体育的开展奠定了一个思想文化上的基础。除了将竞技与对人性的理解相挂钩外，也同贵族越来越不满足于战争，需要通过运动这样的表现形式来体现自己的卓越之处不无关系。

近几十年来，虽然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中，竞争环境日益加剧，但在深层次的观念上，我们还是会更强调“以和为贵”。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赤裸裸地强调人性趋利性与竞争性，更不会将人生喻为“跑圈”，将幸福感视为跑圈中对他人实现超越的一刻——而这些，正是现代体育诞生时的思想背景所在。

柯林斯在书中写道：“运动的本质就是竞争与输赢，因此它的重要性被社会放大了。男人们（女人们极少被涵盖在内）在拳击场上，跑马道上，板球队里的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娱乐，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比喻和反映。”

就文化基础来说，西方现代运动与竞争概念的兴盛密切相关，人们将运动视作是生活的一个缩影与浓缩，并在其中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由此对其产生了更强的精神共鸣——

“职业英式足球和美国职业棒球的文化，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娱乐业的摹本，它们体现了资本主义迷思中的公平竞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仅凭实力取胜的观点。在英式足球的九十分钟或棒球的九局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生其实被生动地排演了一遍，胜者为王，败者碰壁。”

但在中国，体育则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娱乐和表演，并不被人们看作是对人生与生活的理解。就笔者所接触到的国内学者来说，也很少将体育赋予更多人生缩影，情感依托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等方面的意义。所以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中西方对于体育的理解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现如今，在说到体育产业的参与人群时，我们会用“有钱有闲”去进行概括。事实上，在现代体育的发展初期，有钱的贵族阶级会将赌博视作是展示自己财力与男性气概的方式，并炫耀可以被肆意挥霍的时间。1751年，亨利·菲尔丁就提到，对于当时的上流社会而言，时间就是敌人，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要消耗时间。这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同样是不可想象的，而恰恰是这批人的大肆挥霍、热衷体育赌博，才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现代体育产业的发展基础。

据柯林斯介绍，18世纪初，每场板球赛事的赌注均为50-100基尼，而到了18世纪90年代时，某场赛事的赌注往往能达到1000基尼。随着体育赌博的规模日益扩大，赛事的透明度在观众的监督下不断增加，从而促进了成文规则的出现。当项目商业化发展、赌博和贵族赞助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某个阶段的顶点时，运动俱乐部也就随之成立了。

因此，柯林斯认为以赌博为代表的运动商业化进程是体育之所以能成为产业的重要原因。借助赌博的形式，观众得以与赛事、俱乐部与运动员实现情感纽带的连接，形成利益相关体，并持续激发公民自豪感和民族主义情感的产生。

“这种个人参与感是戏剧和音乐所不能提供的。因此，现代体育成为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娱乐方式……运动就像是没有剧本的情节剧，其结果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牵动每个人的情感或金钱利益。这种情节剧围绕着赢或者输的二元展开，所以运动天然具有竞争性，比所有别的娱乐方式更强。这恰好吻合了当时认为人性好竞争的新思潮……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体育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表征。”

但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中国虽然目前呈现出了种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但就根本来看，仍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说体育产业的兴起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构建息息相关，那么我国的体育产业又该如何获得良性的发展模式呢？恐怕我们目前只能先照搬西方体育产业中的种种表象，在完善了框架构建与技术学习后，再期待市场培育程度的不断提高。

就全书的内容而言，禹唐在本文中只是挑选了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差异点，更多的，还是留待各位自己去进行探索。整体来看，在体育产业这个舶来品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都与西方有着诸多不同。但只有我们对这些不同点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才能更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找准发展的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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