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禹唐体育特约专栏作家 房学峰‍‍

“中国男子足球队和日本队的奥运会比赛正在东京体育场进行，打到第30分钟，中国队已经以5比0领先。

不过从场上的形势看，中国队已经基本不再进攻，这显然是为了给东道主留点面子，因为中国队曾经以3比0战胜的那支球队、在对日本队的比赛中以15比2取胜，中国队明显不想打进日本队更多的球，虽然中国男足完全具有以20比0或者30比0的比分战胜日本队的实力……”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觉得我是在编武侠小说，但这是历史上确实有过的故事，在一百年前的1917年远东运动会（它最初的名字叫“远东奥运会”）上，所有上述情节都真实地发生过。

何况武侠小说是什么？是一个孱弱文人在想象中让自己强大到无敌的说梦，属于“中国特色”。

本文的主题，就是试图选择几个问题，谈谈体育的“中国特色”——

第一个问题：“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如果你单位的领导和公司的老板非常赏识你，又如果他打算让他美丽聪慧的女儿嫁给你并且你们确实一见钟情，还如果这个女孩儿正是“二八佳人体似酥”的十六岁花季——的话，你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是不是会怦然心动？你作为一个青年学子是不是会文思泉涌？

上述情景确实在一百年前的长沙发生着：他是一个来自湘潭的乡村男孩儿，她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他满怀着改造中国的抱负和改变历史的热情，她向往着郎才女貌的幸福和夫妻双双的人生——他叫毛泽东，她叫杨开慧。

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在热恋中才思敏捷，把他对国情的思考和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写成了一篇文章投递给《新青年》，那是中国新文化启蒙最重要的思想阵地——他好像并不知道此时的《新青年》已经改用白话文，所以这篇文章还在用文言文写作：幸亏如此，一百年来的中国体育才有了一个最高的和最精炼的文化起点。

《体育之研究》当然是中国当代体育的《论语》和《圣经》，中国体育史学界真有文化和努力显得有文化的学者或“学者”们进行过很多研究与解读，我在这里只谈三点重温体会——

体会一：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和批判完全适用于今天。

“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餂之，厚赏以诱之。”

所有这些一百年前的论点都完全适用于今天，甚至今天中国教育的扭曲比当年更甚，如果“课程密如牛毛”、“特设繁重之课”的现状不予改变，如果不能将体育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之“本”（毛谓“学有本末，事有终始”、“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明确主张体育是三育之“本”）的话，那将非常危险，就好像“中国梦”里只有“强国梦”没有“强种梦”。

体会二：对现代体育了解并不多的毛泽东。

在湖南生活的青年毛泽东，对于现代体育不可能有太多了解，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主要应该来自于曾留学日本英国的杨昌济先生——这恰恰是他的伟大之处：不是在照搬舶来的体育和教育思想，而是基于自己对国民性的深刻观察与认识，基于自己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批判和对文化传统的剖析。

他在《体育之研究》里一共谈到了六个外国人，其中还包括“三教教主”释迦摩尼、耶稣和默罕默德。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嘉纳治五郎的推崇：“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

嘉纳治五郎是柔道运动的奠基人、第一位亚洲的国际奥运会委员，主要是在他的努力下，东京才获得了1940年奥运会和冬奥会的主办权。青年毛泽东既轻蔑地以“因吾国之绪余”指出了柔道与中国传统武道文化的关系，同时又表达了对嘉氏“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的钦佩——我猜：身高大约一米八十的毛泽东如果知道嘉纳治五郎发明柔道时身高只有1米57的话，他不但一定会跟爱人好好聊聊这事儿，而且在谈到嘉纳治五郎时文辞会更加生动。

体会三：青年毛泽东自创的“供给侧产品”。

《体育之研究》的将近一半篇幅里，作者介绍了一套自创的分成六节的体操，拿今天的眼光看，它至少不符合“有氧运动”的定义，他所说“每次不必久，三十分钟已足”的观点，断然会受到中国的训练学专家们的批判。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套体操能否在今天予以推广，而是青年毛泽东自主研发了一个体育运动的“供给侧产品”——他在一百年前做的事情，也许能启发今天的中国体育人：面对蓬勃兴起的大众体育市场的旺盛需求，他们更重要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红色基因”是最重要的“中国特色”

在青年毛泽东酝酿和写作《体育之研究》的同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蔡元培，提出了“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理念——一百年前，属于不同党派、有着不同教育背景、探索着不同路径强国理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几乎都对体育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知。

经过百年来沧海横流的浮沉变迁，今天中国体育最重要的“中国特色”，可以形容为“红色基因”——

我曾经在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看到过一幅油画，表现的是“宝塔山下的排球赛”，但很想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我曾经读过抗战时期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发出的报告，其中惊讶地谈到了八路军总部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例如体操、网球、跳水，但很想知道还开展了哪些其他项目；我看过荣高棠给我的一些影印件，在成立国家体委的报告上有当时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的五条批示，但很想知道当时已经在国务院主管文教工作的习仲勋有没有类似的批示；我知道朱德是体育教师出身，但很想知道朱毛会师之后，二人之间关于体育谈过哪些和做过哪些；我知道“红军运动会”开过好几届，但很想知道红军长征的胜利和红军中现代体育运动的普遍开展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必然联系……

看过的和想看的、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都是因为中国体育最本质的“中国特色”是它的“红色基因”，这让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思考角度：中国共产党最终能赢得夺取政权和改造中国的胜利，原因之一是她在文化上的先进性，而她的几代领导人、尤其是第一代领导人对体育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知，是这种先进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种先进性，在一百年前的表述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现在的表述当然就是“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

只是百年代际之间，发生的这样一种变化值得警醒：《体育之研究》开宗明义的话是“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而如果他老人家在现在重写一篇《体育之研究》的话，第一句话一定是——国力已然强盛，武风依旧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重粗……

所以在2017年4月1日这个具体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一百年前4月1日问世的《体育之研究》的现实意义，这才是中国体育界最需要坚定重拾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第三个问题：竞技体育文化中有哪些需要坚持和弘扬的“中国特色”？

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被读者看到的同时，一个叫列宁的俄国人刚写完一篇文章，这篇后来命名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又称《四月提纲》）的文章，在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是怎样形容也不过分的。其中的观点，后来也被《体育之研究》的作者继承下来，成为改变和不断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思想武器之一。

改变总在发生，但有些改变不应该是颠覆而应该是弘扬，不应该是舍弃而应该是发展。

比如作为中国体育文化先进代表的乒乓球——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人们以往都是以竞技体育的立场、从体育的角度予以认识和解读的。但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乒乓球不但是中国体育的符号和象征，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符号和象征之一，这是因为——

就体育和竞技体育而言，中国乒乓球的长盛不衰是世界体坛的奇葩，国际体育界并不认为中国的一家独大影响了这个项目的发展，反而由于中国对项目文化的推广和弘扬，对中国乒乓球给予了更多的认同和更高的景仰——并非中国的每一样东西（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能像乒乓球这样，让业界尊敬比怀疑多、钦佩比嫉妒多。

就文化层面而言，乒乓球在世人心目中，更是一种“中国智慧”、“中国技巧”、“中国实力”的化身。惟其如此，“乒乓外交”的故事才能如此引人入胜、成为改变历史的传说——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聪明吗？看看他们是怎样打乒乓球的吧；想知道中国人怎样思考和怎样创造吗？看看他们是怎样打乒乓球的吧。

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乒乓球文化影响着世界乒坛，历届奥运会上，除了中国、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的乒乓球及其成绩之外，更耐人寻味的现象，则是在每位参赛运动员身上都可以找到其中国背景：他们可能出生在中国，并且在中国生活时球技就达到很高水平；他们可能来自中国、或者他们的父母来自中国，在他们需要升学、需要以体育的方式找到在新的国家生存立足发展之道的时候，发现打乒乓球是一条很好的途径，他们身上原来有乒乓球的基因；他们受教于来自中国的教练员，他们掌握的中文不是在“孔子学院”学到的、而是为了打乒乓球学到的；热爱乒乓球并且以打乒乓球为职业的他们总在研究和效仿中国、以中国乒乓球明星为榜样和楷模，在他们心目中，乒乓球的神庙和圣殿在北京的体育馆路……

第四个问题：体育深化改革中会遇到很多“中国特色”的暗礁

在青年毛泽东酝酿体育改变中国梦想的同时，顾拜旦也在酝酿奥林匹克改变世界的梦想——

一战阴影的笼罩下，欧洲所有的国际比赛都停止了，包括原定于柏林举行的1916年奥运会。经过一再努力，国际奥委会终于在中立国瑞士的洛桑找到一个落脚之地，使顾拜旦可以着手实现自己的梦想：建立奥林匹克学院和“恢复古希腊健身房”。

终于，在《体育之研究》发表前几天，顾拜旦的奥林匹克学院干了第一件事，在洛桑举行了一个为期几个月的训练班，顾拜旦得意地给朋友写信炫耀说：“我们已经使一个美好的古代健身房复兴”——他隐瞒了一个其实很有几分尴尬的事情：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学员，都是被德军俘获的法国和比利时战俘。

梦想从来都是美好的，但现实经常不够美好，或者像我们现在常说的那样：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会遇到各种暗礁险滩。

就竞技体育而言，我认为有很多竞技体育的“中国特色”有改变或扬弃的必要，可说的太多，去掉那些牵涉到复杂利益关联的、再去掉那些三言两语说不清的，只挑简单的说三例——

第一例：一次性选拔还是综合评定？

最近十年以来一共有三届奥运会和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美国的男子4乘100米接力队每次都是夺标热门，但七次大赛有六次因为犯规而没有成绩。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美国田径的选拔制度和集训方式：选拔方式会使一些优秀选手无缘顶级大赛，集训方式不利于接力技术的磨合。

相比之下，中国很多项目采取的“综合评定”方法有其合理性，有利于让状态最好的选手参加世界大赛。但在深化改革之际，传统的选拔赛体系将面对两难局面，举个例子：短道速滑。

平昌冬奥会前，要想弄一个能吸引广告商和吸引观众的轰动性赛事其实不难：连续举办多场奥运会国内选拔赛，谁的积分在前谁去。但这样一弄，选拔赛虽然精彩纷呈可期、赛事市场虽然蒸蒸日上可盼，但目前国家队的这几位选手比完这个系列赛（他们在2017-2018赛季还要参加一系列国际比赛），可能也就消耗得差不多了，拿不到金牌谁负责？

所有的中国优势项目，其实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第二例：常设国家队还是临时国家队？

从理论上说：优势项目的常设国家队，这是“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之一。但它又带来了一定的弊端，比如说国家队的过分强势会使地方利益受到损失、很难打造真正的职业赛事和商业赛事等等——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两位国家队的队友一起飞到某地去参加“俱乐部比赛”，打完之后再一起飞回国家队。

如果取消常设国家队或者缩短常设国家队的集训时间，这会有利于市场、有利于地方俱乐部的建设，却不利于国家队的稳定、不利于国家队取得更好成绩，是一个改革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

第三例：体育与教育的脱节怎样解决？

关于中国竞技体育的国家队体制，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说：有的运动员不是越练越好而会越练越差，举个例子——速度滑冰的李奇石。

1993年出生的李奇石获得过短道速滑的全国冠军，换项之后得到过速度滑冰世界杯的铜牌，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属于跨项目选材跨项目发展的正面例子，我也一度误以为她会是中国在中距离项目上的希望之星。但她在最近两个赛季，成绩不升反降，500米的最好成绩从37秒大几变成了接近40秒，1000米的水平也退步了四五秒，我相信这一定不是教练员执教不当的问题（每一位中国教练员的高尚之处，是他们都总是对所有运动员一视同仁视如己出），而是运动员本身放松自我要求的综合素质问题。

这又是一个两难选择：到底是让运动员接受更多的文化教育，以利于他们将来的发展好，还是牺牲他们的文化教育，为了今天的国家利益——以及排列组合顺序不同的集体和个人利益——好呢？

道理总是清晰可见，如同水面上的风和浪；现实经常雄雌难辨，如同水面下的流和涌。

所以对履新的苟仲文局长及国家体育总局新的领导班子来说，体育改革的路还很遥远，对此，似乎青年毛泽东早就有所预言，故在《体育之研究》中有“烈士武臣，多出凉州”之语……

《体育之研究》发表之后不久，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在东京开幕，这是日本主办的第一次国际体育赛事。在5比0战胜日本队的那场比赛中，鉴于日本队实力太弱，中国队并没有尽遣精英，两位天津名将袁庆祥和丁熙春都未出场，他俩去参加了田径比赛，分别获得跳高和撑杆跳高金牌——这个故事，我觉得天津在举办全运会期间可以稍微宣传一下。

参加田径比赛的另一位足球好手朱恩德是作家老舍的同班同学，他在全能比赛中积分原本一直领先，但在最后一项比赛中，他的铁饼成绩被日本裁判故意记在日本选手名下，使他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三名。卢沟桥事变之后，朱恩德被日军扔进石灰坑致死，享年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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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学峰：资深电视人，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策划，中国体育的活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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