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姚明想做一件大事。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做成了，那么就其对中国篮球发展的意义而言，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姚明自己在 2002 年成为第一个获得 NBA 状元秀的中国球员。

姚明 2016 年初联合了 18 家 CBA 俱乐部成立了中职联篮球俱乐部（北京）有限公司，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站在体制外去挑战现有的中国篮球体制，并最终完成整个篮球运动的市场化改革。

可惜，这一次姚明失败了。

他没有实现最开始的目标，最终获得的是一个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的头衔。尽管还没有正式宣布，但姚明将在今年 3 月的中国篮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篮协的新一任主席，几乎成了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根据《好奇心日报》了解到的信息，这是“体育总局上层领导的意思”。

对于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报道，姚明自己的态度显得有些暧昧。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在接受《人民日报》的专访时，他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篮球事业的发展中来”这样的语句来形容自己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

从中职联公司的创始人到篮协主席，姚明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说他是“被体育总局招安”也好，说他是“打入体制内部伺机而动”也好，有一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姚明这一年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如果姚明还有心要改变中国篮球的体制，那么很多事情都要重新开始。

中职联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时值 2015/16 赛季的 CBA 全明星赛，姚明召集了包括自己在内的 18 家 CBA 俱乐部总经理在比赛的举办地广东东莞一家酒店内开了个会。随着各位在注册公司所需的文件上签名，中职联公司算是正式成立了。

这本是一个完全内部的会议，只因为酒店方面的工作人员在大堂中摆了一块指示牌，被随行采访全明星赛的记者看到，中职联成立的消息才被外界所知。

这一消息立刻在篮球圈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早在 2014 年的时候，时任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就提出要对三大球进行管办分离的改革。然而一年半过去，管办分离改革似乎杳无音讯，在这种情况下，姚明成立中职联的动作被各大媒体解读为“倒逼体育总局进行改革”。

这可能确实是促使姚明决心联合 18 家俱乐部成立中职联的原因之一，而他自己也在 2015 年年中就开始为此而奔忙。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当姚明得知一家由国有资金控股的 CBA 俱乐部老板的态度由拒绝沟通转化为可以沟通的时候，姚明当即就定下了第二天的飞机票。

在姚明的努力下，2015 年 10 月，18 家 CBA 俱乐部老板达成了基本共识，并开始进行成立公司的一些手续，最终在 1 月 16 日的时候，中职联确认成立，并开始向工商局递交材料准备注册。

要说服 18 家俱乐部走到一起，并且其中有的是国家所有、有的属于体育局下属、还有的则是民营企业，这当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姚明的个人魅力，自然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球员时期，不管是在 NBA 火箭队还是身披国家队战袍期间，姚明把中国篮球放到了世界篮坛的版图上。哪怕在球场之外，他也为中国篮球做过很多贡献：还没有从NBA 退役的时候，他就收购了上海男篮，如果不是他出手，球队很有可能会外迁；自 2007 年起，姚明每年都会举办姚基金慈善赛，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并帮助贫困地区学校修建篮球场；姚明还利用自己国际影响力，作为 2019 年男篮世界杯申办陈述代表之一，帮助中国成功申办 2019 年男篮世界杯。

以姚明在中国篮球界的地位和他对中国篮球的贡献，从影响力、号召力、能力和见识等方面都很适合牵头中职联。

更关键的原因则还是中国篮球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了，尤其是各个 CBA 俱乐部的运营情况都给他们的股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财务数据最清晰的 CBA 俱乐部是佛山龙狮。他们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提交文件申请挂牌新三板，而披露出来的财务数据显示，从 2014 年到 2016 年 5 月佛山龙狮俱乐部一直处在亏损的状态。2014 年收入 2693 万元，亏损 3053 万元；2015 年收入 2242 万元，亏损 2618 万元。

根据网易在 2013 年的报道，只有北京、辽宁、山西、吉林、青岛五支 CBA 球队是盈利的。球队的票房成绩都不理想，像山东俱乐部，将票务打包出售给代理公司，一年才收入 100 万。俱乐部每场比赛还要给篮协提供 100 张票。CBA 俱乐部的票房收入普遍在三四百万，真正算得上可观、达到千万左右的，只有球队战绩好、球迷基础好的新疆队、广东队和北京队。

烧钱的风气却越来越重。在最近几个赛季，CBA俱乐部的投入飞涨，平均投入 7000 万元左右，投入最多的新疆已超过 1 亿元，最少的八一、吉林等俱乐部也超过 3000 万元。为了提升球队战绩，球队给外援的工资却是一浪高过一浪。去年加盟山东队的诺里斯·科尔年薪高达 550 万美元，是 CBA 历史上最贵外援。再前一年，新疆队以三年 750 万美元的合同续约布拉切，刷新当时的纪录。

姚明当老板的上海男篮俱乐部，每赛季也要亏损将近 2000 万元。“从接手球队到现在，大部分的广告经营权都在盈方（代理 CBA 商务开发权的公司）手里。联盟想要健康发展，必须有一个共同发展的机制，说穿了就是大城市高收入的球队向小城市亏损球队输血。如果我们自己经营这些广告资源的话，我相信我们现有的收入至少可以翻一番，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盈利。”姚之队负责人章明基说。

各个 CBA 俱乐部把问题的矛头对准了目前中国篮球，包括 CBA 联赛的运营机制。在他们看来，目前还是围绕着举国体制建立起来的中国篮球，与开始市场化运作的 CBA 俱乐部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而要化解这一矛盾就只能让中国篮球完成市场化。

这种指责不无道理。因为从 CBA 本身的商业价值来看，他们似乎是能够抵消俱乐部的运营成本的。2015 年代理了 CBA 联赛商务运营权的盈方中国累计收入达到了 7.2 亿元。如果这些钱平均分摊到 20 家俱乐部身上，那么每家俱乐部可以在现有分红基础上多获得 2500 万元的收入，这意味着佛山龙狮的亏损可以大幅削减，甚至做到收支平衡。

之所以会出现盈方中国能够获得巨额收益，而真正打比赛的俱乐部却艰难度日的情况的，在这些俱乐部看来，原因就在于目前的 CBA 联赛并没有完成真正的商业化运作。拥有 CBA 联赛的篮协只是简单地把联赛的商务开发权以一个固定的价格授予盈方中国，而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商业开发。

除此之外，在中国足球界存在的先例对于 CBA 俱乐部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在 2015 年底，光是中超联赛的转播权就以 5 年 80 亿的价格被卖出，这还不算冠名赞助、广告等其他商业权益。在 CBA 俱乐部看来，CBA 就算弱势，但也是仅次于中超的中国第二大联赛。这样巨大的落差，自然也让俱乐部们心中愤愤不平。

联合起来，倒逼篮协完成市场化改革，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也是中职联能够成立的基础。“（这些俱乐部）最终的目的还是赚钱，在盈利上目标还是统一的。”一位长年采访篮球的体育记者如此分析。

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顾虑。之所以组成中职联的 CBA 俱乐部是18家，而不是全部参加 CBA 联赛的20家就是因为山西、浙江两家俱乐部并不信任姚明。

没有参加中职联的浙江俱乐部总经理方俊，曾公开指出，姚明的方案行不通：“如果这样做了，中职联又和盈方有什么区别呢？要说商业开发和赛事运营方面的经验，中职篮是不是还不如已经经营多年的盈方呢？“

山西汾酒俱乐部常务副总王建武则说：“山西汾酒集团作为国有企业，将严格按照国企审批程序参与 CBA 职业化改革的进程；山西汾酒俱乐部积极支持并参与由中国篮协牵头的职业化改革，并愿意和其他兄弟俱乐部一起依法依规，共同参与并维护好 CBA 职业化、市场化的良好环境。”

这让中职联显得有些先天不足，不过这并不是中职联面临的最大困难。

就在姚明的中职联成立的第二天，篮管中心主任信兰成带来了国家体育总局对“管办分离”方案的批复。总局的同意函是：“管办分离”两步走，第一步先成立“ CBA 联赛公司”，下放市场推广权，第二步下放竞赛管理权。

中国篮协竞赛部主任张雄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在北京表示：“18 家 CBA 俱乐部办理注册联合公司，其出发点是发展联赛，激活篮球市场，该举措对探索和推动联赛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他也说，中职联与中国篮协为推进 CBA 联赛职业化进程、管办分离等改革而成立的 CBA 公司不同。

这一表态似乎是将中职联和 CBA 公司在促进改革、尤其是管办分离上的作用划分开来。它的意思是，CBA 改革只能按照篮协的意思、计划、和时间表走。

这让 CBA 的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尤其是考虑到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篮协副主席的信兰成是一个知名的保守派。

2009 年，信兰成任职篮管中心主任之后，立刻推出了“信八条”，其核心便是国家队至上，其中最大的争议是废除 CBA 的南北分区、缩减赛程，让联赛为国家队集训让路。此举使得 CBA 常规赛从 50 轮缩减到 34 轮，周期也从 6 个月被压缩到了 4 个半月。其直接后果便是除了少数国家队队员，其他球员将面临长达近 8 个月的休赛期。有人评价 CBA 缩短赛程等于倒退 20 年。

这让信兰成前任李元伟做的工作的意义都丧失殆尽。

被称为“北极星计划”的改革是李元伟的代表作。李元伟 2003 年成为篮协副主席。CBA 2004-05 赛季，改革方案正式启动。“北极星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取消联赛升降级、组建职业联盟、设立南北分区、扩展联赛场次。在巴特尔、王治郅、姚明都缺席的 CBA，李元伟希望能够让更多本土新生力量获得锻炼机会和曝光度。

2005 年 5 月 15 日，在北京举行的“全球财富论坛”上，李元伟发出了“在中国，篮球是第一运动”的豪言。在他的推动下，CBA 联赛获得的关注确实不断提升：这一年的总决赛第一次在美国进行了直播；知名珠宝品牌“戴梦得”赞助篮协，推出了总冠军戒指和至尊宝鼎。按照李元伟自己的说法，2003 年中国篮协商务开发的收入不到 3000 万元，这个数字在 2007 年翻了将近两番。

李云伟在任的最后一个 CBA 赛季，也就是 2008/09 赛季，常规赛规模扩大到了空前的 50 轮，外援扩展为 4 节 8 人次的使用，CBA 还首度引进了亚洲外援。

不过，新华社记者梁希仪也曾指出李元伟改革的不足：如南北分区很快夭折；新闻发言人制度名存实亡；创办的中韩明星对抗赛是非不断、最终草草收场。

体制是始终无法突破的牢笼。《篮球先锋报》总编辑苏群曾在文章中写道：李元伟是浪漫主义改革派，信兰成是保守主义举国派。李元伟希望冲破“铁笼”，信兰成根本没指望“铁笼”会打开，李元伟不怕头破血流仍要往外冲，信兰成安心呆在“铁笼”内，指望举国手段的效益最大化。

这一次要动体制的管办分离改革是否认真也是未知数。中国篮协给出的计划听起来不错：由篮协牵头成立的 CBA 联赛公司，中国篮协占 30% 股权，俱乐部占 70% 股权的方案。只是，并没有时间表。

对于中职联，篮协方面也只是很暧昧的表示，双方如果能够达成共识，可以双方协商达成共同的合作模式。

这一下子让姚明的位置变得非常尴尬。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中，篮协永远是更强势的那一方，因为 CBA 联赛的所有权和运营权是掌握在他手上的，怎么做最终都取决于篮协的决定。如果说姚明有什么筹码的话，那么可能就只有中职联的 18 家俱乐部了。

在苏群看来，和篮协的对抗，姚明没有任何胜算。他告诉《好奇心日报》：“（姚明通过中职联的改革）由下而上，遇到一个旧系统，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而这一点从中职联和篮协的第一次交锋开始就显露无疑。

2016 年 4 月 20 日，中职联与篮协进行了一轮沟通。中职联提出的改革方案的两点要求——中职联作为一个公司集体加入 CBA 公司以及篮协将联赛运营权交给中职联，都遭到了篮协的明确拒绝。

《体坛周报》副总编辑、中央电视台篮球解说顾问杨毅发文称，俱乐部集体加入，就是以 70% 的股份成为了第一大股东，盖过了篮协；而 CBA 联赛运营权是目前中国篮协手中最大的收益项目，过去五年每年超过 4 个亿。未来短期内由于电视版权销售形势大涨，营收很可能翻倍。姚明的两个基本要求，一是找篮协要权，二是要钱。“这事儿你都不用靠大脑思考，你用脚后跟想想，他能给你吗？”

姚明的执念还在。他说：“我认为，按照篮协推行的公司化方案成立的 CBA 公司，只不过是把现行的体制包装上了公司化的外壳。我不会同意加入这样的 CBA 公司。同时，我相信中职联中也有俱乐部持有和我同样看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篮球都是我愿意为之付出和奋斗的事业，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碍，我都会坚定的走下去。”

但这只是姚明最乐观的想法，此后的剧情发展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

一个月后，2016 年 5 月，“推进 CBA 联赛改革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姚明参加了此次会议，作为改革派的“带头大哥”，他在会上陷入孤立。中国篮协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副主任李金生会后表示，与会代表已达成共识，即 CBA 改革首先将联赛的商务权剥离，待时机成熟后再将竞赛权剥离，最终实现 CBA 管办分离。

7 月，张雄和姚明在同一个论坛上对谈。张雄明确表示：“CBA 管办分离的核心就是CBA公司。CBA 公司将先得到联赛的商务权，等到运营稳定后由中国篮协将竞赛组织等办赛权授权给 CBA 公司。”

张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BA 公司和中职联是两家不同的公司，之间没有关系。中职联中 18 家俱乐部的投资人是以友好的关系组织在一起，他们非常希望中职联对推动职业联赛起作用，现在这个作用达到了。”

篮协的强势，在这些对话中展现得一览无余。这一切都可能是促成姚明最终放弃中职联，并选择和官方一起参与到篮球改革当中的原因。

至此，姚明年初要做的那件大事，中职联篮球俱乐部（北京）有限公司宣告失败。

12 年前，上一个猴年，中国体育界有一个同样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徐明，曾经做过差不多同样的事，只不过它针对的是中国足球。

当年，徐明和大连实德牵头北京国安、深圳健力宝、四川冠城、上海国际、辽宁中誉以及青岛颐中七家俱乐部组成 “G7 联盟”，向足协提出“成立中超公司”、“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等改革诉求。

同今天一样，这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并没有如愿。时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阎世铎在公开场合批评 G7 是在“搞乱七八糟的事情”。G7 逼宫的声势在浩大一阵后就土崩瓦解了。

不过 G7 最后还是推动了改革从上而下的进行。一年后，中超联赛股份公司，也就是中超公司成立了，足协出资 36%，16 家俱乐部每家出资 4%，一共 64%。

过了 12 年。2016 年 9 月 22 日，中国男篮职业联赛公司成立筹备会议暨 CBA 公司股东大会在济南举行，会上推选产生了 CBA 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

中国篮协作为大股东，推荐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金生担任 CBA 公司董事长和法人，CBA 俱乐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上海东方俱乐部投资人姚明担任副董事长。广东宏远、上海东方、深圳新世纪、北京首钢和辽宁衡润俱乐部和中国篮协派出的董事一起组成 CBA 公司首届董事会。

尽管 CBA 公司的成立被很多人视为是管办分离的第一步——中国篮协相当于在形式上承认了俱乐部的投资者是这个联赛的投资主体——但事实上 CBA 公司目前的情况还是象征意义高于实质意义。

“（联赛的商务权）理论上应该交给 CBA 联赛公司，但现在具体的意向没有出来。现在无法知道 CBA 公司未来会有什么权限。”一位跟踪 CBA 多年的记者评论，在最理想的状况下，篮管中心、篮协、以及 CBA 公司应该有明确的分工。“篮管中心负责宏观政策的制定，篮协负责国家队以及篮球规则制定，CBA 公司则负责 CBA 联赛的运营。”

姚明的上任可能会接近这个方向。至少，篮协和篮管中心多年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局面可能打破。“但是也都是空话和套话，实质说法很难有。”即便如此，前述体育记者对此不是很乐观。

一个没有实际操作空间的中国篮协，哪怕是姚明做主席，哪怕是有“管办分离”的尚方宝剑在，它可能最终沦为一个摆设。

而篮管中心和 CBA 联赛公司则可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就像现在的中国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同时也是足协主席，他的前下属则出任了中超公司董事长。

可能算作好消息的是，资本和市场真的要来了。2017 年，盈方中国此前代理的 CBA 商务开发合同就要到期。阿里、万达、腾讯这些大公司都在试图挤进这个市场当中。随着竞争者越来越多，业内人士普遍估计 CBA 联赛的商业价值将会有一个大幅提升，其中光是电视版权就有可能卖到 5 年 50 亿到 60 亿元的样子。

对于现在还实权在握的篮管中心和它未来的利益伙伴 CBA 联赛公司来说，他们希望的是听话的资本和市场。这些人人都爱的资本，它不应该是听命于那个什么中职联公司的。

现在，唯一的悬念只剩下一个关于姚明的了。这位出任篮协主席的优秀运动员，在未来的中国篮球史中，他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最终与体制合流而成为最大赢家，还是，他只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

本文转载自好奇心日报，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当篮协主席，这是姚明的失败还是中国篮球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