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学峰（资深电视人，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策划）

2016年的中国体育，我认为有三个关键词：多元、分裂、救赎。

1，多元的体育价值

就价值观而言，中国体育从来没有像2016年这样多元——

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上的夺冠，使国家荣誉的价值观恰逢其时地得到了强化。之所以说是“恰逢其时”，是因为在里约奥运会开幕之前，奥运会成绩与国家荣誉之间是否具有正比关系，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当中国代表团眼看就要“兵败里约”之际，并不具备夺冠绝对实力的中国女排，却以一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夺冠方式再次夺冠。这块金牌与其说是挽救了面临危难的中国代表团，不如说是挽救了六十几年来关于体育与国家荣誉的那种传统价值观。

但今天人们对于“国家荣誉”的理解，和以往相比有了更丰富、更多元的内容。

中国女排重返世界之巅

首先是个体英雄的价值观。在此，我们不妨做一个穿越35年的对比：中国女排在1981年夺冠的时候，那支队伍里几乎每位选手的故事都被广泛流传，人们在认识“铁榔头”的同时，也同时认识了从“天安门城墙”到“无声手枪”的其他选手；而在35年之后，朱婷作为个体英雄赢得的荣誉，或许超过了其他队员之和，郎平则似乎从历史的代言人变成了历史本身。

傅园慧不只是表情包

其次是流行魅力的价值观，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傅园慧的蹿红。对此，媒体和公众进行过一番又一番的解读和消费，我在这里没有添油加醋的必要。唯一需要提醒专业媒体的地方是：傅园慧是一个对自己专业成就有着相当高追求的游泳运动员，所以才多次表达出对自己运动成绩的不满足（不是奖牌意义的而是纪录意义的），人们在把她当成娱乐明星看待的同时，至少也应该把她当成游泳运动员看待。

最后是财富神话的价值观。关于体育和体育人的财富神话，至少在“国家运动员”的时代就有，但在过去一两年间，以资本和“体育产业”的名义，体育的财富神话变得更加一本万利，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体育的“财富世界纪录”，或许有朝一日会超过中国运动员保持的世界纪录。

无论从何种角度说，价值观的多元化都是体育进步的标志，或者说是社会进步在体育领域的衍射，问题的关键似乎是：不要以偏概全，不要为了强调某一种价值而指代和替换体育的其他价值。

2，分裂的体育生态

在我看来：2016年中国体育的生态环境，具有强烈的分裂和对立特点。

从大的方面看，以下事实是人所共知的：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不可逆转的加快，城市的自然环境和空气质量在前所未有地恶化，而国人进行户外体育运动的热情却前所未有地高涨，大众体育的意义因为“健康中国”的国策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体育产业的高潮同时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看起来是下一个暴利行业或者是转移暴利所得的行业；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解决惠及全民的供给侧产品的问题——换言之，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解决让少数人获得暴利和让多数人获得健康这个看似两难的命题。

转型着的中国奥林匹克体育如果想在下一届夏季奥运会上取得比日本更好的成绩，似乎有必要重新祭出“举国体制”的法宝，但随着整个业余训练体系的坍塌、随着职业体育对有限人才的占有、随着传统利益链的粉碎，“举国”的法宝早已不举或举而不坚，因此在预测中国代表团东京奥运会的竞赛成绩时，很难得出比里约奥运会更好的判断。

中国球员英如镝的上场时间甚至可以用秒来计算

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方面，类似的分裂也同样存在：就拿一个和北京冬奥会有关的话题来说——不管昆仑红星队在KHL季后赛中能走到多远，队内的中国球员也很难取得中国资本那样的出场亮相机会。

在小一些的领域里，则同时存在着下列事实：

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万达让世界公路自行车巡回赛重新回到中国，同时，钟天使和宫金杰在奥运会上赢得了中国场地自行车运动最重要的成就，还同时，中国的自行车产能连续高居世界第一位，也同时，中国的公路自行车选手没能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

生死不明的郭川，以其在海上的行为赢得了人们在陆地上的尊重，但领导中国海上运动的行政部门似乎并不在意，同时，媒体和公众也似乎没有想更深入地探索他的精神世界和职业诉求。

职业体育广受青睐，但其中充满矛盾：就足球而言，问题之一是怎样把欧洲式的职业俱乐部理想和美国式的大学体育理想以中国特色结合起来，二者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想；就篮球而言，各方面都在效法NBA的CBA联赛，却始终没有借鉴NBA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之一、分区赛制。

还有，不管肖天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否做出过贡献，他肯定是一个腐化堕落的坏人；中国的跆拳道和花样游泳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的同时，其各自的掌门人赵磊和俞丽正在被绳之以法；诚恳地请出郎平再任中国女排教练的潘志琛，更因为其不伦之举、成为一个必须从女排功劳簿上剔除的名字……

3，中国体育界的自我救赎

如果要找出唯一的关键词形容2016年的中国体育界，我觉得最合适的词汇其实是“救赎”。

很少有人像我这样，觉得中国跆拳道队的管健民总教练，至少在2016年取得了和郎平李琰一样的成就，因为赵帅和郑姝音的缘故。而他之所以能率队取得这样的成就，一个比较隐性的因素是：很多运动项目的掌门人与国家队教练，在2016年必须以类似“清退‘非法所得’”的方式进行自我救赎和洗清与贪腐的牵连，他们走向里约奥运会的路途，比以往历届奥运会都要险象环生和精力分散，而管健民因为是新晋的总教练，所以恰好和中国跆拳道的往事无关，这和郎平李琰因为“外教”身份或者说“体制外”身份而不会受到牵连其实异曲同工。

仔细想想，这种方式的自我救赎其实同时具有悲剧和喜剧色彩——悲剧色彩在于：四肢发达但头脑简单的体育丘八们先前还陶醉在“为国争光”口号下的名利权“三收”中，如今却感受到了名的棘手、利的烫手和权的伤手；喜剧色彩在于：中国体育的很多冠军精英之所以必须成为某一级别的行政官员，是因为我们国家“九品中正制”的文化精髓，这和他们在取得竞技成就后迅速成为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的情况相似。

更有趣的或者说更深刻的自我救赎，是在“上下交逼”中体育界给出的那些产业答券：16万亿的健康产业、5万亿的体育产业、3万亿的健身休闲产业、1万亿的体育旅游产业……如同滚滚洪流席卷而来，在这种环境下，国家体育总局的多个部门在积极地、却同时略带吃力地应对着。我在学习各个“产业发展规划”的时候，感受了不少生吞活剥和人云亦云，以及若干文字和数据的暗度陈仓，仔细想想其实完全有情可原——在大数据的时代，如果你在做规划的时候不把数据做大的话，岂不是对不起“大数据”这几个字？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好好学习的时代，这个时代给予了体育特殊的机会、赋予了体育特殊的意义，在国家层面上，体育已经再次变成了变革的实验室和发展的试验田……

本文转载自腾讯体育  文/房学峰，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名家]房学峰解读2016中国体育：多元分裂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