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即将过去的2016年，中国足球有兴奋更有波折，但前行的脚步并未停歇。

这一年，《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与《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相继印发，中国足球职业联盟正在积极筹建，中国男足选帅里皮引发空前关注……

这一年，广州恒大队荣膺中超六连冠，校园足球迸发勃勃生机，中超的“烧钱大战”震惊世界足坛，国足最后一刻跻身12强赛却离2018年世界杯渐行渐远……

人们痛惜足球的积重难返，人们渴盼足球能有新面貌。为厘清阻碍足球发展的新问题、新难点，本报记者历时几个月采访、调研与思考，今起推出“筑梦足球2016”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职业足球，别让重金透支未来——筑梦足球2016（一）

文/陈晨曦 郑 轶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历史上，2016年注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超转会市场规模达到惊人的40亿元，联赛场均上座人数首次突破2.4万，中超商业价值增幅以24亿元高居全球第一，95名外援和13名外教创下空前的大牌阵容……在“80亿时代”的元年，一连串数字成为中超欣欣向荣的注脚。

重新赢得人气与市场的当下，对于20多年的足球职业化之路，无疑是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但“足球牛市”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不和谐的反差：各级国字号球队在亚洲赛事节节败退，致力于青训建设的杭州绿城无奈降级，中超俱乐部在“军备竞赛”中加剧着两极分化。朝着“亚洲一流联赛”“百年俱乐部”的目标，仅靠重金堆砌，恐怕“刷”不出一个良性循环的未来。

2016年中超联赛早已谢幕，但最后一轮“挑灯夜战”的场景历历在目，为了给国足征战世界杯亚预赛12强赛让路，4个北方赛区不得不在严寒中完成谢幕演出。中国足协下发通知强制更改赛程，在本赛季发生过多次。在欧洲联赛处于夏休期的7、8月，中超联赛的赛程却较之以往更为密集，连续几个“一周双赛”让球员们超负荷运转。

不合理的赛程规划，不过是中超诸多“不职业”的一个缩影。不止一个外教抱怨过，中超环境太复杂，有些规则可以随意更改。这其中有“管办不分”的历史欠账，使得职业联赛无法在真正的职业环境中快速成长。而联赛运营机制、配套设施、俱乐部内部管理的滞后与不完善，与如今中超联赛一年近100亿元的支出显然不够匹配。

本赛季第十七轮的“上海德比”，申花队外援登巴·巴倒在了“菜地球场”上，严重受伤后没有国际赛场常见的氧气瓶、救护车，足足折腾了近10分钟才被简易担架抬走。草皮质量、场地维护、场边急救等细节的缺失，足以给挥金如土的中超联赛一记耳光。

数据显示，2016赛季16家俱乐部总投入的41亿元，八成以上用于支付外援和外教团队的薪资，目前多家俱乐部的薪资比已经超过2/3的警戒线。这意味着，立足长远发展的青训、基础建设等无法获得足够的财力支撑。而随着联赛投入与成绩成正比的趋势愈加明显，平均保级成本甚至达到5亿元门槛，这种失衡的投入模式可能还将持续下去。

被寄予厚望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目前仍在筹备中，整个过程中各家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的博弈无处不在。“管办分离”一旦实现，对于联赛的职业化规范化管理无异于一针强心剂。“中超联赛、中超理事会改革的突破，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就看今年年底民政部的注册能不能完成。”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说。

不出意外，中国球员的转会费将在下个中超赛季开启之前突破1亿元大关，而多名国脚的年薪，早已越过了税后1000万元的关口。球员身价和收入近乎天文数字般的飞涨，既有资本炒作的盲从，亦有奇货可居的无奈。

在挥金如土的中超联赛映衬下，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的成绩就愈显苍白。国足在2016年闯入了暌违15载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前身为“十强赛”），但即便有了回暖的迹象，5战2平3负的成绩依然为人诟病。其实比成年队更让人心焦的是从国奥到国少的各级国字号队伍，昔日可以作为成绩“遮羞布”的青少年队伍近年来在亚洲赛事上节节败退，从冲击大赛功亏一篑已经退到无法小组出线，而中国队上次参加世青赛和世少赛的经历要追溯到11年前。后备力量竞争力不足，反映出职业化之后青训水平的下降，也必然会让国家队未来的日子更加难过。

根据中国足协的要求，各中超、中甲俱乐部在2019年前必须要有自己俱乐部注册的青少年梯队，32家中超、中甲俱乐部中，现在拥有4级梯队的仅有1/5左右。一位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表示，各家俱乐部普遍重视青训也就是最近几年才有的变化，要想通过这一体系涌现出人才，至少需要8年甚至更长时间。

大牌外援的涌入，让联赛更具吸引力，但他们的高薪和高能，让中国球员的心理产生变化。一方面，中国球员想让自己的收入向外援看齐；另一方面，“外援依赖症”也在影响球员训练比赛的动力和能力。

国家队成绩已经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后的负面典型，“联赛火爆无助于国家队足球水平提高”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如果中国足球的硬实力不能作为支撑，一切努力都显得毫无意义，一切繁盛都只是梦幻泡影。对此，李毓毅表示：“搞足球项目不能不重视国家队的工作，不能不用国家队成绩向社会做出一个直观的交待。对一个体育大国来说，不把国家队的成绩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无法完成改革任务的。”

2016年年初，中国足协对俱乐部频繁异地转让的现象永远地关上大门，中国职业足球的版图也就此基本定型。球队扎根于一地，才能增强城市归属感，获得稳定的球迷群体，打造独特的城市足球文化，从而找到俱乐部真正的“灵魂”所在。

但类似频繁迁徙的“伪职业”现象在职业联赛中还有不少，俱乐部股权结构改革、中性冠名等都有继续深化改革的空间和可能。下赛季，已经有24年历史的中超球队北京国安将增资扩股，新股东将为俱乐部注入新鲜血液。专家表示，独资股权结构必然会有俱乐部冠名的问题出现，要去掉俱乐部企业冠名就必须鼓励多元投资。

根据民间体育组织归纳整理的《2016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告》中公布的数字，2016赛季16家中超俱乐部在球迷服务和品牌建设方面总投入在5000万元左右。对此，肆客体育创始人颜强的评价是：“中超联赛依旧保持其完全不健康、不亲民、不接地气、不服务球迷的状态。”

对于5000万元的数字，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沈力并不认可，他说：“我们俱乐部确实在品牌建设、球迷服务上还有巨大的努力空间，需要不断改进，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实际做了很多从0到1的事情，比如国安俱乐部自己投资做了球迷联赛，有16支球队参与。应该说，对于品牌建设，俱乐部是非常重视的。”

李毓毅说：“评判2015年足球改革工作的时候，其他事情都有所进展，唯有一项事情没推进，就是百年俱乐部建设。一个俱乐部到底能不能百年，这很难说。我们深深感到，中国足球的改革发展，条件很好，困难很多，突破很难。”

校园足球 不只是让学生踢球——筑梦足球2016（二）

文/季 芳 刘硕阳

11月底，201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新长征活动的最后一站在吉林落幕。活动自5月起，从北京开始，走过了全国30多个省区市，其公开示范课和经验分享会颇受欢迎。纵观全年，还有很多类似的校园足球活动开展，让校园足球如今的发展势头看上去非常喜人：今年在教育部、发改委等6部门的合作下，已经在全国认定了1.4万多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根据发改委、国家体育总局等4部门共同编制的《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在“十三五”期间全国建设约6万块足球场，其中有4万块在学校。

然而，就在场地、资金甚至家长观念等以往制约校园足球发展的“老大难”开始破冰之际，师资的缺失、上升通道的堵塞以及文化建设的滞后仍在提醒着人们，校园足球并不只是让学生踢球那么简单，发展校园足球，也远不仅踢球一个命题。

“大规模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认定是校园足球目前已经实现的第一个任务。”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表示。据了解，在已经认定了1.4万多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之后，教育部计划在明年认定6000—7000所左右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从而使其总数在2017年年底前达到2万所左右。

大规模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认定是对校园足球发展水平的保证，“我们制定了申报校园足球特色校的标准，首先要确保两项：一是每周能开一堂足球课，二是有场地能够让学生训练和比赛。”王登峰说。

如今，校园足球的校级、县级、市级、省级四级联赛体系已初步建立，主要由特色学校参加，“根据学生在比赛中的表现，选出优秀代表参加足球夏令营的训练和比赛，与世界各个高水平学校交流，互相学习。”王登峰说。今年10月，2015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选拔出的中小学各组最佳阵容赴西班牙进行为期8天的集训与交流，并在与马德里竞技青少年队伍的友谊赛中取得了2胜1平1负的战绩。

目前，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处于边建设边培育的阶段，各地的尝试与探索也在不断丰富着校园足球的发展方式。作为全国首个足球改革与发展试点省区，内蒙古自治区目前有710多所特色学校，据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殷俊海介绍，有的足球培训机构就用自己的培训体系和教练资源与学校进行匹配，帮助学校学生上足球课、进行培训和参加比赛，解决场地和师资问题。

“这种资源共享、共建发展的方式，是校园足球在资源紧缺情况下，比较有效的一种发展模式。”殷俊海说，“未来的校园足球一定要实现各方的协作共享、互利共赢，而不只是教育部门一方吆喝。”

在校园足球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不少学校中也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每个学校除了一个带队老师外，其他体育老师都在袖手旁观。”中国教育科学院体卫艺研究所所长吴键介绍。

这种现象的形成并非偶然。即便是在特色学校中，真正懂得足球训练的往往也只有一名骨干体育教师，师资不足成为目前校园足球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面向全体学生做好校园足球的。”吴键说，“特色学校的校园足球要想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合格老师。”

“培育大量优秀的体育老师是发展校园足球的第一步。”在今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校长国家级专项培训班上，前鲁能足校总教练可可维奇向600多名特色学校校长这样讲。今年可可维奇已在上海市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班中培训了近千名体育老师。这也是校园足球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对那些特色学校的体育老师，开展普遍培训。”吴键说。

实际上，近一两年来针对体育老师的足球培训并不算少，据了解，今年参加骨干教师培训和校长培训的便达到两万人，但在培训通知纷至沓来之际，一个潜在的问题也浮出水面。“现在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培训不统一，各自为战。”吴键说，“这导致一个学校几次培训参加的都是同一个人，见得多了反而不认真听课，不仅很难收到‘普惠’的效果，受训人数也难以增加。”

在吴键看来，要通过师资培训解决校园足球的发展瓶颈，必须建立校园足球统一的培训体系，“这样大家可以轮流参加培训，共同分担任务。”

对目前1万多所足球特色学校来说，校园足球需要面向全体学生展开。但在实际情况中，并非所有学生都对足球“感冒”。在不少学校中，足球比赛的数量和参与人数往往成为“任务指标”。“一个学校多一点人踢球，就觉得校园足球搞得好，不能这样简单画等号。”吴键说。

为了让全体学生都参与其中，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尝试。在湖南长沙的德馨园小学，学生们利用班会时间进行足球知识竞赛等活动，美术、语文课上也会学习同足球有关的题材。浙江金华的一些学校里，足球主题也进入了英语等更多课程的教学中。

当然，也有颇受争议的“足球操”，一张学生们手持足球做操的图片，被批评者认为与足球技能无关，属于“形象工程”。但据了解，图片中的学生来自河南一所小学，的确是校园足球开展非常好的一所学校，而那套饱受争议的足球操共有12节，包含了停球、颠球等各个基本技术动作，只不过孩子在用手拿球的时候被拍了下来。

“德国有一种球类思维教育，给孩子们一堆球让其随意玩耍，主要是培养人的大脑与球之间的空间配合，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吴键说，“校园足球应充分开掘足球在育人过程中的综合价值，认为足球就是踢比赛学技能还是简单了。校园足球应当围绕足球的各种价值来开掘蕴含其中的文化。”他举例说，重庆石柱的三河小学女足队，从默默无闻到杀入重庆总决赛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在这一年期间，刻苦的训练让女队员的皮肤变黑却也让她们变得坚强，更成为校园中的明星，足球也成为三河小学的一张名片。将足球精神融入校园中，促进孩子们的成长，无疑是校园足球文化的最佳释放。

足球产业，“热启动”后更需持久——筑梦足球2016（三）

文/郑 轶 范佳元

浏览2016赛季中超联赛的财务报表，10亿元，绝对算是一个填补空白的数字。这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首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版权收入，让俱乐部经营者头一回分到这块“蛋糕”。

如果说，足球产业在过去两年借助政策红利站到了“风口”上，那么2016年两极分化的格局愈加明显：一面是大批热钱持续涌向转会市场等“金字塔尖”，职业联赛呈现一派繁荣；另一面却是中超俱乐部频现亏损，青少年足球培训、“互联网+足球”等领域甚至提早感受生存的压力。

投资潮迟早有消退的一天，足球产业在“热启动”后，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所有从业者面前：搞足球究竟能不能赚到钱？

2015年10月底，一纸5年80亿元的合同震惊了中国足坛。中超作为中国最有价值的足球IP（知识财产），被体奥动力买断未来5年的媒体版权，而在2016赛季结束后，每家中超俱乐部大约获得6000万元分红。“版权高标价的正向作用很明显，让联赛投资者看到希望，体育产业在发达国家的路也可以在中国实现。”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张庆评价道。

但对于深陷“烧钱大战”的中超俱乐部，这笔新增收入很快被惊人的支出吞噬。根据民间体育组织整理的《2016赛季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告》显示，中超16支俱乐部本赛季总支出高达92亿元，仅外援和外教团队的转会费和薪资就是今年版权费的3倍多。尽管中超联赛的商业价值增幅81%，但商业模式并没有更新，俱乐部收入仍过度依赖母公司的“输血”。

国内球员身价飙升、薪资比超过警戒线、升降级成本飞涨，这些“泡沫”与“虚火”成为“金元时代”中超的雷区。“一个职业联赛的商业链条、职业根基不扎实，当某一局部突然放大，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连锁反应。”张庆认为，俱乐部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亏损，版权分销、球迷付费意愿等没有相应增长，潜藏的风险不容忽视。

连续利好政策的出台，让体育产业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朝阳产业。不过，不少业内人士担心，足球产业刚刚起步发力过猛，如果一两年打磨不出商业模式，后劲可想而知。“目前足球投资及赞助商中，集中在房地产、金融、电商等几个领域，受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很大。”张庆表示，今年下半年资本市场上，曾备受追捧的体育概念已经出现降温。

当足球产业“塔尖”的投入产出比出现失衡时，位于“塔基”的足球从业者仍在为生存而战。即便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到的核心环节——青少年足球，在实际运行中依然举步维艰。“有的赛事承办方一年入不敷出，耐克在北方区青少年足球这块拿出现金还不到5万元。”动吧体育首席执行官白强坦言。

动吧体育曾想以“滴滴打车”的共享经济模式来做青少年足球培训，并推出视频教学，但发现踢业余足球的孩子凤毛麟角。后来转为培训足球老师，作为最大服务提供商参与了教育部体卫艺司3次国家级培训，全是半公益性质。目前，动吧体育主推的业务包括外教培训、百城万赛和评测选拔，但这些项目本身很难带来收入。白强表示：“除了A轮融资支撑着我们，一是靠各级政府购买服务，二是靠赞助，能收支相抵就不易。”

足球产业周期长与资本要求回报的矛盾在国外一样存在，但保障机制与政府投入能给予一定的支撑。比如英格兰，由英足总、英超、英国文化大臣共同建有足球基金会，草根足球公司可以申请资助，以保障基本运营。再如美国足球的崛起，就是依靠大学足球奖学金的提高，迅速增加了青少年足球人口的基数。

相比之下，足球文化的差异，使得当前中国的足球经济尚未形成气候，足球消费亟待升级。前国脚孙继海体会颇深：“英超足球场的同一个座位看台，可能祖孙几代人没有换过，足球已经成为一种传承、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国内，大部分家长宁可高价送孩子学马术、击剑等小众项目，也不愿为足球付费，动吧体育曾在合肥推出30元一节的足球课，却乏人问津。

“从需求侧看，体育消费的内核是文化、体验消费，而中国现在是‘倒挂’，第一位仍是物的消费，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从供给侧看，优质的足球产品仍供给不足。比如，中超16个主场转播制作水平参差不齐，内容缺少高附加值，除了方言化转播，能不能增加一些数字可视化和互动性的产品？这不仅能带来收益，对于培育市场也有作用。”张庆建议。

再过十几天，中超冬季转会窗口就将开启，各种“天价”的内外援交易传闻不断涌现。有业内人士直言，现在整个足球产业生态不太健康，看得见的地方非常繁荣，比如球市、大牌外援或上座率，但看不见的、短期不能变现的地方，很少有人愿意花钱花力气。

在现有格局下，职业联赛的经营并非没有挖掘空间。相比于国外，国内俱乐部的焦点只集中在球队成绩上，缺乏球迷经济、服务的深度开发。“球迷组织是具有高黏合度的社群，球队有创造消费者和商家天然联系的机遇，尤其结合移动互联网，比如球员生日会、球队定期活动等，市场其实很大。”张庆认为，俱乐部取消冠名或是一个突破口，“这能倒逼投资方花精力去打造俱乐部经营，跟城市建立深度联系，而不仅是企业足球。”

数据显示，2016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真正来自于市场的收入是30.9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商业赞助。靠砸钱维系的“牛市”显然无法良性循环。“足球产业不能只靠投资拉动，有效的需求和消费都得跟上。未来在俱乐部收益分配时，球迷数量、黏性活跃度、后备梯队等考量指标也可以纳入，在建立以球场为核心的城市综合体方面大有可为。”张庆说。

通过强有力的外部政策提振足球产业，则是不少一线足球从业者最期待的。毕竟，体育带有一定的公共服务属性。“比如青少年足球，能不能像NBA（美国男篮职业联赛）一样，当俱乐部聘请外援、外教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中国青少年足球基金会，去反哺青训建设。”在白强看来，如果能有硬性手段保障，扶上马再送一程，才能让搞足球的人更有底气和动力。

投身足球产业，意味着一个较为漫长的培育过程，甚至三五年才是起步，这需要耐心，更需要可持续性的规划与支持。对相关从业者而言，如此好的足球发展大环境来之不易，他们不仅想活下去，更期盼能活得好。

社会足球 小草有颗远大的心——筑梦足球2016（四）

文/陈晨曦

曾经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的刘琦焜现在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北京的各个球场间“转场”，而他两天踢3场比赛的效率，在如今的业余足球界还算不上是“高密度”。在北京，几乎每周，都有赛制多样、人数不一的业余足球赛事占据各处球场，这也是近几年才有的火爆景象。

除了赛事增多，刘琦焜更突出的感受是比赛正朝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社会足球不再是自娱自乐，业余比赛不再是一盘散沙。

日前，“超级球场”北京社区足球联赛在北京奥体中心落幕，这项赛事才举办了两届，就已经赢得了口碑，共有200多支球队报名竞争64个参赛名额。北京市足协社会足球工作小组组长黄庆华保守估计，仅北京一地，就活跃着1000多支足球队，共有3万多名业余球员，“这个数字只是根据在我们这里备案的赛事统计的，实际的参与人数应该会更多。现在，北京市16个区县都有业余比赛，仅海淀区就有十几个赛事、208支队伍；房山区有近百支队伍，业余联赛已经分为顶级、超级和甲级三层体系，比赛分为春、秋两季。”

在南方，广东省业余足球协会和广东省民间足球促进会相继成立，继五人制足球联赛“粤超”之后，十一人制和七人制业余足球比赛也有序展开，并和五人制足球比赛形成良性竞争，促进整个广东社会足球的繁荣。据广东省五人制足球协会会长刘孝五介绍，“粤超”联赛已经举办6届，二级联赛举办了5届，此外，还有杯赛和全省女子五人制足球比赛。

社会足球的热情需要引导，赛事是最佳出口。经过几年搭建，各地业余足球赛事体系逐渐显出模样。北京今年通过赛事选拔，组织了有6支球队参与的北京市足协杯比赛，基本可以代表北京市业余足球的水平。

在2017年中国足协杯正赛的64个席位中，有16个是为业余足球队准备，足见赛事组织者对这一领域的看重。在赛事引领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草根球队”开始采用规范化的建制、管理、训练、保障，让球队向更高层次迈进，业余球员也因为踢球而有了收入。

到今年年底，省一级的地方足协将完成脱钩，以社团形式开展工作。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表示：“地方足协在改革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足协过去没有花很大精力加强地方协会的组织工作。”

脱钩之后，地方足协必须要为生存发展绞尽脑汁，而社会足球业余赛事势必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黄庆华说：“社会足球市场巨大，将是地方足协工作的重要抓手，未来应该占到我们工作内容的80%以上。”现在有60多个俱乐部和公司球队正申报北京市足协会员，北京市足协正在准备出台行之有效的会员准入制度。

从全国范围看，成都、广州等地方足协已经将工作重点向社会足球方向转移。今年6月，北京市足协成立了社会足球工作小组，组织专人赴广州、武汉、成都等地交流调研。黄庆华表示：“这几个地方的足协各有高招，有些地方做出了业余足球赛事的整体规划，形成以七人制和五人制比赛为主的竞赛体系，有些地方将校园足球与社会足球结合起来，足协为主，教委配合，解决了场地和教练的问题。”

社会足球的火爆，使裁判和教练队伍不足的问题凸显，这也为地方足协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天地。北京市今年增加了市级教练培训班，以此来满足市场对基层教练的需求，这一经验也被其他省市足协借鉴。2016年，北京市共举办各级教练员培训班42期，裁判培训班16期。接下来，北京将逐步完善补充社会足球教练员执教、裁判员执法行为规范与考核管理办法。

业余赛事的增加，让很多球员在退役后有了“发挥余热”的空间，很多参加足协杯的业余球队中的骨干都有职业联赛经历。对此，业余球员刘琦焜的感受很深：“能参加北京高水平业余足球赛事的球员大都接受过长年的专业训练，这也确实提高了业余比赛的水平，但他们在比赛中更应该把职业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而不是那些积累下来的坏毛病。”

赛风赛纪是业余比赛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北京各类业余赛事大约有1/3的裁判由市足协指派，但争执和肢体冲突还是不时出现。如今的中超联赛，不尊重裁判判罚和球场暴力事件仍不时出现，这对社会足球无疑起了负面的“示范效应”。此外，浮躁心态和功利思想被带入球场，也会让基层赛事变得不再纯粹。

黄庆华表示，一方面，裁判水平仍需要提高，另一方面，要对业余球员的行为提出要求和规范。“如果将社会足球比作树干，业余赛事就是这棵树生长出的枝杈。”黄庆华这样看待社会足球和业余赛事的关系。眼下，枝杈正在野蛮生长，但也需要规范长势和走向的剪刀修修剪剪。

改革在路上 成长在脚下——筑梦足球2016（五）

文/薛 原

2016年的中国足球，有一些五味杂陈的高光时刻，更有一些静水流深的革故鼎新。2月，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撤销，协会实体化迈出坚实一步；3月底，中国男足从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小组赛惊险出线，打入12强赛，但随后又一路走低，直至换帅；4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正式印发；8月，中国女足在里约奥运会上打入八强，希望再燃。这一年，中超联赛身价倍增，资本涌入的热情有增无减；这一年，校园足球全面铺开，“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在一点一滴践行……

“我们在今年重点推进了中国足协脱钩以后的机制体制创新和自身建设，确保脱钩以后中国足协能走好自己的路”，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李毓毅说。

摘下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牌子，成为独立的国字号体育社团，中国足协实体化是对以往政社不分、管办不分、事企不分等问题进行的一次“外科手术”，对体育改革全局也有着深远影响。这样的脱胎换骨，在人事、外事、财务等资源配套方面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如今，中国足协面向社会招聘了不少新人，持续强化足协会员大会的责任。这些外界也许感受不多，但业内人士都能感受到“无声惊雷”的味道。

如果将中国足协实体化比喻为足球改革的龙头，地方足协改革则是龙身和龙尾。龙头舞起之后，龙身龙尾要随之升腾，改革才能落地生根。12月15日，广东省足协第十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广州举行，迈出了脱钩改革的关键一步。新当选的广东省足协主席叶细权表示，将从实现自身造血机能入手，“接下来将严格履行协会的章程，实现广东足球回归社会、回归校园、回归市场的目标。”

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这是《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中，对2016—2020年提出的一个“小目标”。

今年，教育部认定了约1.4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计划在明年年底之前达到两万所。李毓毅说，对校园足球的认识，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有个互相借鉴磨合的过程，“现在大家对本质性的东西越来越了解，形成了共识，在抓普及的基础上注意了提高。”

打通校园足球的上升通道，同样需要创新思路与模式。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说，清华大学已经恢复了足球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但目前全国只有70所高校能招收有足球特长的学生，将来两万所乃至5万所足球特色学校起来了，足球少年的进阶通道衔接将是一个问题。

缺乏场地是另一个挑战。李毓毅说，今年，10部门联手督查足球场地，已经走了11个省市。督查既有对场地面积的要求，也有对位置的要求，比如，要建在生活区，放在郊区谁去踢球？同时，他也呼吁学校的足球场地加大向社会开放的力度。

作为中国足球金字塔的顶端，中国男足始终是国人瞩目的焦点，也是国人心中的痛点。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国家队的表现，是在为过去10多年在联赛发展、青训建设等方面的欠账还债。李毓毅表示，国家队的保障机制、奖励机制、荣誉机制等8个机制，包括大数据库都在研究建设中。但对于眼下的战绩，的确需要冷静面对。

国足上一次打进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最后阶段比赛还是15年前，这次以最后一名的成绩惊险晋级，怎么看待？李毓毅说，“如果把12强赛作为积累、练兵、增加对国际足坛了解的过程，首先确保打进12强成为常态。今年是第十二名，下一次打进的时候能不能到第八名，再下一次打进，如果到第四名就出线了。从这样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过程。中国足球必须有循序渐进的心态。”

国家队的实力应建立在俱乐部的良性成长之上。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董事长赵鸿靖说，搞足球不是投机，必须长期投入，有计划、有目的。今年年底，华夏幸福的五级梯队搭建完成，而青训体系的指导思想并不以出成绩为重点，更注重按照足球规律去规划和评价。

声明：本文转自人民日报社体育部，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文标题：重磅｜筑梦足球2016系列报道（五弹连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