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欧美运动员“持证吃药” 是漏洞还是特权?

从9月13日起,一个名为“奇幻熊”的网络黑客组织通过在里约奥运会期间侵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数据库,开始向外界公布通过申请药物豁免权以服用兴奋剂并照常参赛的运动员名单。

2016-10-09 11:10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刘硕阳 0 1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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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以来,世界体坛被一头“熊”搅得天翻地覆。从9月13日起,一个名为“奇幻熊”的网络黑客组织通过在里约奥运会期间侵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数据库,开始向外界公布通过申请药物豁免权以服用兴奋剂并照常参赛的运动员名单。


在10月3日“奇幻熊”公布了第六批名单后,此次被曝光的运动员总数已达到127人,绝大多数为欧美运动员,其中包括美国体操名将拜尔斯、网坛双姝威廉姆斯姐妹、英国长跑名将莫·法拉等体坛巨星。尽管涉事运动员一再声称自己是在规则允许范围内服用违禁药物,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也在“奇幻熊”每次曝光之后不厌其烦地谴责其入侵行为,但这头“熊”所掀起的轩然大波已经引发体育界重新审视药物豁免这一实行了10余年的规则——这一旨在保护运动员的权利,是否已经沦为包庇服用兴奋剂者的“免死金牌”?


绝大多数涉药运动员披着合法的外衣服用禁药


奥运会体操多金王拜尔斯、网球大满贯得主威廉姆斯姐妹和纳达尔、世界中长跑之王莫·法拉、环法冠军弗鲁姆和维金斯、英国女子拳击奥运冠军亚当斯、捷克网坛名将科维托娃、日本乒坛名将福原爱……这些体坛巨星们能够汇聚一堂,过去往往是在象征体坛辉煌荣耀的各种颁奖典礼中,现如今,他们的名字却因为一纸泄露的涉药名单而被重新连接在一起。

  

在已经曝光的127位凭借药物豁免权服用违禁药物的运动员中,来自欧美的运动员占了绝大多数,与里约奥运会的奖牌榜一样,美国在这份禁药榜单中以28人高居榜首,英国则以24人紧随其后。加拿大、德国、丹麦和意大利也分别有12人、10人、6人和5人上榜。在欧美之外的国家中,8人上榜的澳大利亚成为被曝光人数最多的国家,日本也有4名运动员赫然在列。截至目前,尚未有中国选手出现在被曝光的榜单中。

  

不过,虽然自己的名字同不光彩的禁药联系在一起,但这并未对这些运动员造成太多的影响。与此前因兴奋剂问题而被猛烈抨击的俄罗斯运动员相比,“拜尔斯们”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在服用禁药。拜尔斯,这位里约奥运会体操赛场上的4枚金牌得主表示,自己从小便服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而这一情况也早早向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做了说明。纳达尔同样表示,自己服用违禁药物获得了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准许,“并没有什么好隐藏的”。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药物豁免”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纳达尔、莫·法拉等运动员可以将禁药吃得“理直气壮”,着实事出有因,在服用禁药前,他们均获得了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药物豁免,属于在规则允许范围内服药。欧美媒体在此次事件中也表现得“勠力同心”,纷纷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运动员犯了任何错误”。

  

而让这些运动员“持证吃药”的靠山,便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违禁药物治疗性使用豁免权(TUE),简称“药物豁免”,即允许运动员在治疗某种疾病时服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禁药清单中的药品。药物豁免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国际奥委会的医疗委员会准许一些运动员通过服用禁药清单中的药品来治疗自身的疾病。2004年,药物豁免的国际标准正式建立,并于2005年1月1日开始实行,随后,此项标准分别在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5年进行了4次修订。

  

正是这些频繁的修订,使得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笃信自己的标准是严格而充满活力的。根据规定,运动员若想取得药物豁免权必须满足4个条件:如不服用禁药运动员的健康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违禁药物的治疗性使用不得对运动员的成绩造成显著提升;治疗中没有非违禁药物可以代替违禁药物的作用;运动员本次使用违禁药物不得是由于此前在未申请药物豁免情况下使用该违禁药物所导致。

  

不过,再严格的条件,也无法保证药物豁免的申请程序做到天衣无缝。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俄罗斯兴奋剂调查报告的撰写者麦克拉伦以及本次在榜的运动员弗鲁姆都表示,药物豁免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英国首位环法冠军维金斯在2011年至2013年的几次大赛前夕均申请了药物豁免,始终饱受质疑。而在自行车独立改革委员会去年的报告中,一位自行车选手更是直言90%申请药物豁免的选手都是出于提高成绩的目的。

  

当前的反兴奋剂系统或许到了应该彻底变革的时刻

  

药物豁免之所以容易被滥用,主要在于其难以把握治病与提高成绩之间本就模糊的界限,从而无法确保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和哮喘是运动员申请药物豁免时最多的两种病症,而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往往能够使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有所提高。例如,治疗多动症的哌醋甲酯能够促进人的脑部功能,但同时也有助于运动员缓解疲劳、保持清醒,含有违禁成分。

  

《麦克拉伦报告》的撰写者、加拿大律师麦克拉伦博士表示,滥用药物豁免的情况根据各项目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最有可能存在滥用情况的正是运动员多动症的治疗。深陷兴奋剂重灾区中,田径世界的掌门人塞巴斯蒂安·科也承认,药物豁免系统目前存在被利用的潜在风险,尽管这可能是个案。

  

药物豁免的支持者坚称,运动员和其他人一样,都有遭遇疾病侵袭的可能,而药物豁免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像正常人接受合适治疗的机会。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药物豁免专家组此时也发声,表示所有申请药物豁免的运动员都严格遵守规则,而持有药物豁免的人数激增说明了该系统运转的有效性,并非有更多人发现并利用了其中的漏洞。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包括主席大卫·杰拉德在内的9人专家组,恰恰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不过,在“奇幻熊”向世人揭开众多欧美世界级体育名将不为人知的一面后,更多的声音要求对这一实行了10多年的系统进行改革。

  

一些药物专家指出,当前的药物豁免系统应当更加严格,例如当有运动员提出申请时,应该同时接受血液检测或核磁共振以确诊其病情,并确保无其他可替代药品。也有人期待增加该系统的透明度,允许运动员选择公开自己的药物豁免状况,或干脆将所有药物豁免都公之于众。

  

9月29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公布了2017年的赛内外禁药清单,并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之所以提前3个月公布,就是为了让运动员及其团队能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应对。”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主席里迪表示。而这份清单,究竟能否让世界体坛更加干净,如今已无人能保证。当前的反兴奋剂系统,或许已经到了应该彻底变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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