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绍明（站立者）和非洲“Tao Camp”的学员。

近年来，日渐火热的马拉松在国内掀起一阵阵风潮，陶绍明的“非洲军团”也一次次横扫了国内各大马拉松赛事。从去年北马男子组冠军，到今年4月武汉马拉松男子组前三名和女子组的冠亚军，陶绍明始终保持着精准的出击。

一场场比赛的背后，是成绩，更是生意。身为第一个在非洲开设长跑训练营的中国人，2012年至今，他已经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建起了6家以他自己命名的“Tao Camp”，旗下的非洲选手达300余人。

“今年（北马），我们至少会保证拿个冠军吧！想办法，不管男的女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望。”他轻描淡写地说。

非洲训练营里的马拉松高手

4年前，陶绍明的第一家长跑训练营在肯尼亚成立时，国内尚未形成“马拉松热潮”。一年间，全国大大小小的马拉松赛事全算上也不过33场。许多人因此佩服他的远见，他却笑言自己“哪有那么伟大”，只是“赶上了这样一个时候”。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有去非洲办训练营的念头。彼时，陶绍明还是国家队的一名马拉松教练，常年带队员出国比赛，欧美成熟的体育经纪人制度和非洲选手高超的竞技水平总是让他羡慕不已：“我一看他们这些经纪人带运动员来比赛，一比赛都有很好的成绩。我就也想搞这个训练营，我就想看中国的教练员能不能带非洲人，能带出什么水平。”

陶绍明毕业于上海体院，从1989年开始当长跑教练，1995年进入国家队。起初，他习惯从教练的专业视角想问题，把“带非洲选手”视为突破国内选才局限，证明自己执教能力的一条路径。当他看到优秀的职业选手能从一场场商业比赛中获得高额的出场费和奖金，这种商业化的模式让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多。“我跟欧洲那些经纪人打过交道，知道他们的身份和背景，我觉得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只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漫长的蛰伏之后，2010年，陶绍明离开了国家队，成为了一名职业马拉松经纪人。他决定试试看，在非洲自己做训练营，自己培养运动员，带他们去参加全世界的商业比赛。

东非高原历来是盛产长跑名将的富矿。常年生活在高海拔地区，那里的人们心肺功能好，有着比其他人种都要强的血液携氧能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不少欧美教练就已经在那里办起了各种长跑培训学校、训练营。凭借非洲人独特的基因优势和科学的训练方法，一大批成绩优异的长跑运动员脱颖而出。有人曾统计过，非洲运动员创造了历史上90％的长跑世界纪录；自2011年以来，肯尼亚选手囊括了全球85％马拉松赛事的冠军。

现在在东非高原上，还聚集着至少300多个私营训练营。

陶绍明把自己的第一家训练营选在了距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250公里的高原上，他解释说因为这里是“全世界最高水平、（长跑）人才最多的地区”。但事实上，因为投资大、门槛高、手续繁多、管理困难等原因，直到现在，真正能在肯尼亚把训练营一直运营下来的也不超过6个人。

按照惯例，这里的训练营一般会聘请当地人进行管理。在一个社会相对落后，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家，这意味着远在他国的经纪人们需要时刻准备着处理五花八门的麻烦。拖沓的办事效率、运动员的违约、官员的故意刁难……“你投了钱进去，有时候可能会有回响，有时候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很多人都无法承受。”陶绍明说。

为了方便选才，训练营建在村落密集的地区，善跑的人们随时可以来报名、试训。无论是在家种地的农民，还是医院的护士，跟得上就留下，跟不上的淘汰掉，什么时候能跟上了还可以再来。由于起步较晚，最顶尖的运动员早已被其他经纪人签走，他只选水平处于中游的选手和有培养潜力的新人。

陶绍明为队员们解决食宿，安排专业训练，然后带领他们奔赴各地参加比赛。因为比赛机会多，不拖欠奖金，Tao Camp很快就从最初的十几个人迅速扩张至了几十人、上百人。

在极度贫困的非洲，马拉松比赛被当地人视为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对一个普通选手而言，一家人平均年收入不过1000美元，这使得动辄上万美元的赛会奖金显得格外有意义。

在陶绍明看来，除了生理优势，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非洲选手最大的优点，即：他们不仅是“我要练，而且我是要玩命练”。平日里，队员们住在铁皮搭建的宿舍中，吃着玉米饼、菜叶一类简单的食物，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不知疲倦地奔跑着，几十公里跑下来连口水都不喝。他们从不抱怨，唯一的心愿是练出成绩，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比赛机会。

陶绍明曾用简单的文字这样记录下了某天的训练情况：“2月11号上午9点：elgon基地训练营14个男子运动员。由海拔2500跑到3100。全部石头铺垫的崎岖山道。摄氏15-19度。15km匀速跑，50分19秒=平均3分21秒／km。道路没有一寸平。都是土道。一直向上跑，灰尘极大，几乎埋在土里，结束后，运动员折断树叶，拍打全身的灰土。中午请所有18个运动员教练员吃饭，牛肉、焗豆，主食玉米饼糕，共计花费2000先令=23美元。这个训练营是最艰苦的，但是预计今年就会有跑进2小时6分的年轻选手。”

“没有什么太多玄妙的东西，对吧？”他说。

奔跑的生意经

每逢大型的商业马拉松赛事，组委会都会向一定数量的优秀选手发出邀请，并为他们提供交通和食宿。而依据不同的历史成绩和本场比赛的表现，选手们将获得一定数量的出场费和赛会奖金。按照国际惯例，经纪人一般从中抽成15％左右。

和演艺界明星需要经纪人包装、宣传不同，马拉松选手的价值更多是靠实打实的成绩说话。为了保证竞技状态，一个高水平的选手一年只能参加两三场全马，这就要求经纪人有能力在众多赛事中权衡、挑选，做出最好的安排。

陶绍明的团队一年会参加100多场比赛，国内外大概各占一半，中国国内赛事略多。每逢重要赛事，他都要亲自查看队员们的训练数据，根据不同人的水平、状态和特点，为其匹配最适合参加的、不同档次的比赛。

很多时候，“适合”是比单纯的“高水平”更具体的概念。训练情况之外，时间、天气、比赛线路能否适应、怎样最容易出成绩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这背后是一套最简单的商业逻辑：让每个队员的商业价值都能实现最大化。

在由欧美主导、讲究“圈子”的田径界，以一张亚洲人的面孔去谈判并不占优势。“比方说纽约马拉松，同等条件下，我和另一个经纪人都有3个好运动员，100万美金的出场费（怎么分）？因为（组委会）跟他熟，那先让他来挑，他的这3个人分80万，还有20万，给我这3个人。”

但陶绍明手上有着另一个别人没有的最稳固的资源：中国这个新兴且庞大的马拉松市场，以及自己执教20多年来的专业经验和良好人脉。

据中国田径协会统计，2010年，全国注册备案的各类马拉松赛事有13场，2014年增至51场。到了2015年更是达到了134场，较上一年增幅超过160％；与5年前相比，增长了9倍多。而这还不包括难以数计的民间和企业策划的比赛——最火爆的景象出现在2015年10月18日：这一天，全国共有27场路跑赛事同时举行。

基于对中国市场的熟悉，陶绍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中国。他喜欢用“商业利益”来解释团队的很多决定：他的队员只跑全马，只参加在田协注册的大型赛事，因为这类比赛的冠军奖金在国内最高：4万美元。

但他也参加一些组织得很差的比赛，参赛选手的整体水平也很低，他一下派去9名队员，对此他毫不讳言地表示：“多拿奖金是硬道理！”还有一次，某项赛事的组委会没有邀请他的团队，他索性自费出机票和住宿，派出两名选手参与角逐。

当然，奖金不是陶绍明唯一的考量标准。那些在北上广举行的国内最高等级的比赛，和国外六大满贯赛事相比，出场费、奖金都不算高，但陶绍明坦言，自己“非常非常重视”这些比赛，因为需要以此保持在国内的高关注度和市场高度。

“所以我始终把北京（马拉松）放在第一位。”他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让他在中国马拉松界一举成名的正是2013年的北京马拉松赛。

2013年，国内各地的马拉松赛事开始崛起，面对逐渐形成的竞争之势，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北马也隐约感到了一丝威胁。为了打破尘封了27年之久的赛会纪录，提高关注度，组委会在赛季之初就找到了身为赛事总顾问的陶绍明。

从专业角度来看，高水平的教练往往能准确预测出自己队员的成绩。接下任务后，陶绍明马上联络了另外3名国外的马拉松经纪人，精心选出了6位具备破纪录实力的精英选手。他们很快达成了合作共识，提前半年开始以破纪录为目标安排训练。

2013年10月20日这天，第33届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开赛。

比赛前一天，陶绍明就在微博上放出了话：“期待明天的北马大战！可以肯定的是：明天的男子比赛将是10年来最好看，最值得期待的比赛！也将是新的中国马拉松纪录诞生的一场比赛。前半程按照63分钟完成，30km在90分钟里面。这样的比赛，过硬！过瘾！”

第二天，持续多日的雾霾也一消而散，天高云淡，阳光灿烂。

陶绍明在随行的车上实时指挥。根据之前的协议，6位选手在最后阶段相互领跑，轮流牺牲体力带领“第一集团”冲刺。

最终，埃塞俄比亚选手托拉·沃尔德格贝里尔以2小时7分16秒的成绩冲过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终点线，打破已经尘封了27年之久、由日本选手儿玉泰介创造的2小时7分35秒的赛会纪录。两名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分别以落后冠军4秒和5秒之差获得二、三名，同样打破了原赛会纪录。

“一切尽在设计之中。”时隔3年，再次回忆起这段经历，陶绍明依然非常满意。虽然自己的运动员只得了第三名，但这不是最重要的——破纪录的计划如期实现了，冠军的计时数据也验证了他的“神预言”：20公里60分10秒完成，30公里90分08秒完成。

“虽然我没拿第一，没关系呀！这说明什么？就是专业，说明我的专业得到大家的认可了，我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在陶绍明看来，这是一次“专业的胜利”：有了几位经纪人的团结协助和备战期间大量的训练数据为基础，这个各方“多赢”的结果有着比他单纯拿冠军、拿奖金更重要的长远意义。

作为中国头号马拉松经纪人，如果说引进非洲选手到各地参赛是陶绍明的本职工作，这次“北马破纪录”事件则无疑是他的“代表作”。如今，在国内马拉松的圈子里，无论是专业选手还是业余跑友，没有人不知道他。在江湖传说中，这位前国家队长跑教练被描述成一个人头脑精明、人脉通达的厉害角色，能够以一己之力“操纵比赛”，手下的非洲选手们也总是轻而易举地就能包揽丰厚奖金。

中国式“国际”马拉松

作为国内最早的马拉松经纪人，陶绍明至今保持着同行们难以企及的“江湖地位”，也时常陷入争议。有人说他“圈养”黑人到中国参赛，所有奖金都被他一家拿走了，打造“黑色产业链”；有人则当面问他，明明英语讲得不怎么样，凭什么也能做这桩国际生意。

这些，陶绍明早已习以为常。他用“愚蠢”来回击那些质疑，甚至直言，自己和国内同行“没法交流”——因为他们根本不懂行。“做到最后，PK什么？就是PK专业呗。为什么我拿的冠军比你多呢？（因为）我能控制运动员，我知道他的训练情况，我给你个数据你都不知道好不好，你都无法挑，无法选择。”

陶绍明反复强调这一行的“专业性”，在许多人眼中，这不过是门操作简单、来钱快的生意。这几年，随着国内的马拉松赛事暴增，对非洲选手的需求越来越大，大大小小的经纪公司也应运而生。在这个新兴的市场上，他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但争议也随之而来。

前国家队队员李子成是目前中国男子马拉松顶尖的选手之一，也是极少数在一些赛事中打破过非洲选手“垄断”的人。但这两年，他明显觉得这越来越难了。

在北上广深那些大型比赛中，他能进入前8名已属难得；而让他无法释怀的是，非洲选手已经不只出现在一些国际马拉松赛事中了，他们还会参加一些在县市级举办的小型比赛，甚至是冠军奖金也不过3000元的10公里、8公里赛。

被跑友们称赞已达到专业水平的业余选手李少壮也有着同样的困惑。在今年上海半程马拉松赛上，他发现就连“大众组”也有了非洲职业选手的身影。一直以来，为了避开非洲选手，争取名次和奖金，他会尽量选择参加一些名气较小的小型路跑赛事。现在，他在想，连这样的赛事，报名前是不是该给组委会打个电话，问会有多少非洲选手参加。

李子成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当今的马拉松圈子里，“只要是个比赛，就要国际化，要外国人来”，已经成了一种风气。这使得不少没有资质的经纪人也混迹其中，因有“国际化”的名义，他们可以轻松拿到一些小型赛事的邀请函；有人干脆拿着一张邀请函带自己的非洲选手在中国住下来，再继续参加其他比赛。即便是为3000元的奖金参加一场比赛，连着二三十场下来，收入也十分可观。

“我们也不是针对非洲选手，是针对这种乱象，太乱了。”李子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今，中国各大马拉松赛事的前列已越来越难看到中国选手的名字。有人也开始怀疑，长此以往，这种只属于非洲长跑精英的比赛是否只是看起来很热闹，却无法真正带动国内马拉松赛事的发展和专业选手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刚起步的赛事连赛时的供给、安保和救护设施都很难保证，却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为某些不规范的赛事提供了温床。

有评论指出，“地方政府筹措比赛经费也不容易，但如果为了追求赛事国际化而忽略比赛的服务质量，让一些没有真正水平的国际‘奖金猎手’圈钱，那便是伪国际化，对中国马拉松发展没什么好处。”

在天津体育学院教授肖林鹏看来，在职业马拉松赛事发展初期，为了打造品牌、培育市场而引入大牌选手，符合市场规则也是国际惯例，这和赛事服务质量好坏并不直接挂钩。“经纪人的介入是职业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马拉松职业赛事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职业体育的分工越来越细，经纪人在其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事实上，马拉松在以后的发展中会越来越离不开经纪人，只有经纪人（制度）才能促使马拉松赛事不断发展，更加体现出高水平。”

陶绍明坦言，中国专业马拉松运动员人数太少，不足四五十人的群体里，具备国际水准、值得关注的“男的不超过5个，女的不超过6个”。因为长跑项目训练艰苦、周期长，国内运动员的收入也不高，现在的独生子女很少有人愿意来练这个项目。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竞技水平与世界顶尖的选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运动员在职业马拉松赛事中仍有着自己独特的商业价值：在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中国人遍布全球的今天，每一个欧美顶级赛事的组委会都希望能在赛场上看到来自中国的面孔。

2015年，他应邀带领两位中国运动员参加了纽约马拉松；今年，又带领一位中国运动员参加了波士顿马拉松，“组委会都很欢迎我们”。

陶绍明说，接下来，他们将签约国外的大牌教练，把其引进国内训练中国的长跑选手。“也许在下个年度里，就会有我们经纪公司培养出的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比赛，这肯定能看到，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跑步的意义

陶绍明今年51岁，精瘦，戴着眼镜。总是一身运动的装束，但他看起来更像是一名文质彬彬的老师而非田径教练。他从没跑过马拉松，酷爱打网球和游泳。如今，他管理着国内、国外的三家公司，业务涵盖运动员经纪、赛事运营和市场推广，每天不管多忙，他都要运动至少2小时以上。

置身于这个行业20多年，跑步成就了他，他也用这件事影响着别人。他把能跑马拉松的人比作是“12缸发动机”，他相信马拉松的意义不止于比赛、荣誉或是金钱——而是更关乎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对人格和性格的塑造，甚至是一座城市的面貌与文化。

从几年前起，他开始不定期地在微博上免费给业余跑友们解答跑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把这看成是“做公益”。每当他向网友讲解着该如何拉伸、如何制定训练计划，他仿佛不再是一个商人，而是又变回了当年田径场上的教练。

世界冠军、北马三连冠得主孙英杰曾是他最有名的弟子之一。她至今记得，2005年刚认识陶绍明时，自己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因为遭遇兴奋剂风波，她被禁赛两年，又和原来的教练王德显决裂。转投陶绍明门下时，她的竞技状态已经大不如前，此前多年超负荷的训练更是让她的身体濒临崩溃的边缘，医生甚至一度断言，她以后将无法生育。

“其实我当时成绩已经在下滑期，陶导应该不收我的，但他还是觉得，先不论成绩，一个运动员要保护身体之后再说成绩。”孙英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总说，你有再好的成绩也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在陶绍明的帮助下，孙英杰一面进行恢复性训练，一面接受医生全面的治疗调理，整整三年，才终于恢复了健康。

退役后，孙英杰组建了家庭，生下了可爱的儿子。当她开始谋划创业时，陶绍明对她说：“现在跑步的人这么多，你可以开个训练营，带着大家健康跑。”

那时候，“跑步热”在国内才刚刚兴起，“健康跑”“训练营”还是新鲜的概念。望着一脸茫然的孙英杰，陶绍明把她先带到了马拉松赛场上。

于是，2013年的海南国际马拉松，告别赛场已经5年、生完孩子还没恢复身材的孙英杰第一次以业余选手的身份站在了起跑线上。一路上，她惊讶地发现，选手们竟然可以吃东西，可以走走停停地欣赏风景、相互拍照，还有人化着妆、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马拉松原来还可以这么跑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孙英杰依然十分兴奋，那是过去的她从未体会过的——马拉松也能带来快乐。

比赛中，有业余跑友认出了她，激动不已地向她请教自己跑步后总是腿疼的原因，孙英杰马上知道，这是他的技术动作出了问题。她当即纠正了对方错误的姿势，一个月后，她收到了那位跑友的反馈：“孙老师，自从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全都改了，再也没有受伤过。”孙英杰明白了：原来我能起到这个作用啊！

经过一年的考察、筹备，2014年5月，孙英杰长跑俱乐部在北京成立。每周，孙英杰都会亲自授课，为长跑爱好者们提供科学的训练指导，也会定期在有着上千人的QQ群里，解答大家的问题。自成立以来，她不仅带领学员们组成“跑团”，参加了全国各地的多场马拉松比赛，还自己组织了一系列千人跑、跑步嘉年华活动。

今年4月，陶绍明找到孙英杰，师徒二人合作，成立了一个赛事运营公司。9月11日，在辽宁盘锦，他们承办的第一场有央视直播的大型赛事“2016盘锦红沙滩国际马拉松赛”也将开赛。

陶绍明希望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这项赛事中来：“不管你在哪个城市，有这么一个party，哪怕你不喜欢体育，去感受一下也是多了一种体验，何乐而不为呢？”

声明：本文转自中国新闻周刊，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文标题：中国马拉松幕后推手 率非洲军团横扫各大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