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顿指责孙杨“服药”的事件引发巨大的舆论风波，也使“兴奋剂”这一竞技场上的“灰色”元素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体育中滥用兴奋剂的问题有很长的历史，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问题才引起国际注意。

奥林匹克传统强调公平竞争。公平竞争是一组期望，包括遵守规则、尊重他人、胜不骄败不馁、宽容待人，目的是在体育中创造持久、积极的人际关系。然而，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违规操作时常可见，使用兴奋剂就是一例。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主席，1980—2001）：使用兴奋剂是欺骗。使用兴奋剂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生理上死亡是通过不合理的操纵来根本地，有时是不可逆转地，改变正常的过程。身体上的死亡，正如近年某些悲剧案例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还有是精神上和智力上死亡，即通过同意欺骗和隐瞒个人的能力，通过承认自己无能或不愿意接受自己、超越自己的局限。最后是道德死亡,事实上把自己放在所有人类社会都要求的行为规范之外。

国际上的兴奋剂

体育中滥用兴奋剂的问题——运动员有意或不小心使用可以提高成绩的物质或方法——有很长的历史。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自行车运动员被发现兴奋剂阳性后，滥用兴奋剂的问题才引起国际注意。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人数不断上升这一问题向国际奥委会发出了警告，国际奥委会在1962年通过了一项反兴奋剂决议，在1968年的冬、夏季奥运会上进行兴奋剂检查。

1967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了医学委员会，为1968年的冬、夏季奥运会提供医务控制服务。自1972年起全面的兴奋剂检测开始实施。在汉城奥运会（1988年）本·约翰逊检测阳性后，加拿大政府着手进行了调查，这个调查是全世界讨伐体育界滥用兴奋剂现象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约翰逊报告公布13年后，在反兴奋剂战争中的一个主要突破是结束了保持缄默的协定，这样的协定涉及运动员、教练员、体能训练师、医生和管理人员。

本杰明·辛克莱尔·约翰逊（BenjaminSinclairJohnson），前加拿大短跑运动员，在1988年汉城运动会因服用兴奋剂而被取消男子百米冠军的金牌和世界纪录。2013年，本·约翰逊受邀成为伦敦一个反兴奋剂活动的代言人，为当年的错误寻求和解和宽恕。

某些运动员和官员声称：“比赛中药检只能抓到那些大意的、没有受到有效指导的人。”这是因为运动员、他们的教练和医务顾问常常确信在他们必须上交尿样之前，荷尔蒙药的所有痕迹已经离开了运动员的身体。约翰逊是大意还是指导不当是不得而知的问题。

对于加拿大，一个其人民感到生活在美国影响下的国家而言，约翰逊战胜美国的著名运动员卡尔·刘易斯，是头顶奥林匹克光环让全球瞩目的一个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导致一个愚蠢行动的动机。许多体育机构没能严肃地对待滥用兴奋剂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来检测出非法使用药物的现象，也助长了大量运动员使用药物来提高成绩这一毒瘤。

另一个问题是当运动员被查出使用了提高成绩的药物后，只有运动员受到处罚；教练员、医生或相关的体育组织却没有责任。2003年夏天美国户外全国锦标赛提取的药样以及赛外检测表明一种新的药物THG（一种专门设计的类固醇）被广泛使用。THG以食物补充剂的伪装形式被售出。

由于THG是新药，人们对它的特定效果还知之甚少，但它与其他已知类固醇十分相似的化学作用，意味着它会带来像合成类固醇一样的风险，合成类固醇的副作用包括肝脏损害、心脏病、焦虑和暴躁。在因处理悉尼奥运会前兴奋剂阳性事件不当而遭致批评之后（让查出兴奋剂阳性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美国田协同意把此事交给美国反兴奋剂协会来处理。

然而，这样的行动来得太迟，没能阻止过去的一切在2003年8月的巴黎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重演。有人揭露美国获胜的4×400米接力赛的一个成员杰罗姆·杨，早在1999年就被查出兴奋剂阳性，但仍被美国田协允许参赛。美国田协的形象同一年再次被凯莉·怀特事件所损。怀特是巴黎比赛的短跑双料冠军，没能通过兴奋剂检测。还有其他一些美国运动员在兴奋剂检测中也翻车了。

事实上，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已经知道赛中检测并不足以探测和提取残留物，并这样说了，但干净、公平比赛的这一理想形象仍一直被维持着，而直接参与体育比赛的人都知道事实真相。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并拥有行为规范，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联合会的支持。这个机构一直在努力确保好几个政府许诺的经费能够到位。

兴奋剂在中国

兴奋剂的出现促使中国在1989年宣布了严厉禁止、严格检查、严厉处罚的“反兴奋剂三严方针”。接着，在国内大型比赛中都引进了兴奋剂检测。1990年165名运动员接受了检查，有3人为阳性（占总人数的1．82%)。然而，这些违禁者并没有受到处罚和公开点名。相反，误服中药常被当成借口。

1998年1月中国游泳运动员成为滥用兴奋剂的谴责对象。1998年1月8日在悉尼机场，中国游泳运动员原媛的行李中被发现有一个水杯，其中装有生长荷尔蒙。一周后，在珀斯世界游泳锦标赛期间，另有四名运动员在赛前的药检中呈现阳性。

这些事件强化了很久以来的一个怀疑：中国人参与了一个系统化的全国性用药方案。中国体育官员对此进行了迅速反击。新华社引用当时的国家奥委会副主席袁伟民的话说：“我们不仅要不遗余力地反对兴奋剂，还要抵制少数体育官员用双重标准对我们进行带有偏见的攻击。”

尽管情绪激昂地做出快速反应，来自其他国家的不少运动员和官员仍觉得不够，建议将整个中国游泳队从世界锦标赛中开除出去，号召抵制一个月后在中国举行的游泳世界杯赛。对此感到十分羞辱的中国体育官员发誓要加大对兴奋剂控制的力度。

在悉尼奥运会前夕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他们对即将参加奥运会的队员进行血检，将不合格的40名运动员和官员，包括14名田径运动员、4名游泳运动员、2名皮划艇和7名赛艇运动员，从代表团的名单中删除。结果，中国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上没有出现一例兴奋剂阳性。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也是如此。

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方针

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受《资格规定》的管理。该规定强调选手必须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医学规定。这个规定禁止使用兴奋剂，列出了可使用药物的清单，建立了禁药和程序的分类清单，让运动员有义务服从医务控制和检查，制定了对违反规定进行制裁的办法。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前向所有的国际联合会、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运动员、教练员和随队医生提供全面的、最新的清单。

通过血液注射，实施药理、化学和物理操纵的药物都受限制。酒精、局部麻醉剂和皮质类固醇这些物质在一定程度内是允许的。不服从医疗控制（药检／尿样）或被发现药物滥用者会被国际奥委会从当时和以后的奥运会中开除出去。

如果一个选手是某个队的成员，出现违规时的那场比赛或项目的全队成绩可以被取消。如果违反医务规定，奖牌可以被收回。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负责尿样的收集、密封和标号，并把它们交给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实验室。国际奥委会有24个认可的实验室检测非法物质。

从1968到1992年,尿样的提取和分析是根据医学规定进行的。然而，在1994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在国际滑雪联合会的全权控制下，对北欧滑雪项目上进行了血液检测。在长野冬奥会上，国际奥委会—长野组委会的医学队进行了700例兴奋剂控制测试，没有出现阳性案例。在悉尼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悉尼组委会医学队进行了2076例赛中检测，404例赛外检测和307例血液（EPO）检测。国际奥委会发现11名运动员兴奋剂违规。

国际奥委会通过医学规定，并要求国际单项联合会在所有的国际比赛中遵守医学规定。2003年12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做出重要决定要重新测试在盐湖城冬奥会收集到的样本，看是否有新设计出来的药物THG，这是在征得专家建议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因为专家肯定这么做是合法的和科学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2004年2月决定，盐湖城奥运会的米莱格和黛尼洛娃不合格，他们的奖牌要被收回。国际奥委会还同意把从奥运村开始到奥运会闭幕这段时间看做是赛中测试阶段。

运动员要参加奥运会，就要尊重奥林匹克价值，同意进行药检。在整个奥运会期间，药检是在国际奥委会和它的医学委员会的授权下进行。药检也可以在奥运会前的一个时间段进行。在每个项目比赛后，前四名运动员要与另外两名随机抽取的运动员一起接受检查。

声明：本文转自北大博雅好书，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文标题：关于兴奋剂的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