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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沃尔丁格教授(Fabian Waldinger)和我一样，是英超阿森纳队的铁杆球迷。三年前，沃尔丁格教授访问我校，聊起学术圈里的八卦，发现吾道不孤，经济学教授里枪迷（注：阿森纳队别名枪手，因此其球迷被称为枪迷）的比例极高。究其原因，我们一致的结论是，经济学家与枪迷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经得起虐。

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每一个枪迷的心情都有固定的周期: 每逢夏末，英超开季，必定踌躇满志，满怀憧憬；一到初春，赛季接近尾声，才发现两手空空，于是嗟叹苦海无边，一年又成了蹉跎。鲁迅先生说，希望与绝望，都是一种虚妄，枪迷听来不啻棒喝。

 十二年无冠，伦敦的枪迷终于忍无可忍不能再忍，掌控球队二十年的功勋教练、有“（经济学）教授”之称的温格如今眼看晚节不保。当年俱乐部修建新球场，忍受了七年的财政困难，年年靠卖队长度日，全仗教授苦心经营，才让这个持续失血的球队留在欧洲一流、英超前四的行列。可是如今的阿森纳，现金流充裕，盈利水平全欧第二，季票全欧最贵，财政已不再掣肘，教授却似乎把穷日子过成了情怀，依然一毛不拔，对阵容中的明显短板好似视而不见。本赛季前的转会窗口，手握6000万英镑预算，阿森纳竟然成了全欧主流联赛中唯一没有引进内场球员（注：非守门员球员）的球队，其结果，就是在所有传统豪门尽数低迷的大好形势下，再一次毫无悬念地在争冠路上提前掉队。

教授在花钱上坚持不懈的保守，已成了足球界的不解之谜。其它的球会，都是教练为老板的悭吝发飙，在阿森纳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要老板来敦促教练用掉预算。省的又不是自己的钱，招来的是球迷一浪高过一浪要求换个活法(“time for change”)的怒吼，这真是何苦来哉？

温格教授不可理喻、近乎固执的吝啬，或许正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大师Bengt Holmstrom在1979年为经济学研究引入了“生涯考量“（Career Concern）的概念。

在大师看来，人的真实能力，是一种隐藏的信息，外界不得其详，只能通过其所作所为来做出测度与评估，而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对自己的能力给出更积极的评价。Holmstrom教授指出，这种生涯考量，或者说对声誉的向往，可以影响人的行为与决策。近年来，“生涯考量”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探讨一个决策者对声誉的追求如何影响其改变现状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温格偏执一般的吝啬，或许就有了一个理性的解释。

世事以成败论英雄，对一位足球教练而言，有大把转会预算当然是好事，但是烧钱争冠永远是把后果难料的双刃剑。巨资收揽球星，即使夺冠也未必是执教水平的明证，人们或许认为这不过钱能通神，一旦运气不佳，成绩不如人意，却必然沦为笑柄。君不见名帅范加尔手上的曼联，两年花了接近三亿英镑重建球队，换来的却是跌出英超Big Four的尴尬，一世英名自此付之东流。

反观温格教授，十二年无冠，究竟是吝啬的恶果，还是因为执教能力的不足呢？球迷与专家纷纷为教授的吝啬痛心疾首，殊不知这正是教授最好的自我保护：小本经营，坚持到底，如果成功，必是能力使然，即使无冠，也有不花钱能当个借口，这是个理念问题，不是能力问题。笔者与加拿大Concordia University的李明教授曾经在《公共经济学学刊》发表有一篇题为《声誉驱动的政策制定者与内生性制度偏见》的论文（Reputation-Concerned Policy Maker and Endogeneous Institutional Bia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就是运用一个不完全信息之下的博弈论模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的研究预测，当决策者的既有声誉越高，投身有风险的变革活动的可能性就会越低。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当决策者把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当作追求的目标，如果处在一个低起点，输无可输，自然不妨放手一搏；相反，如果已经功成名就，赌赢了好处有限，失败了就是满盘皆输，好比温格教授，冠军也不是没得过，财政困境掣肘也撑住了球队，又何必改弦易辙赌上一世英名？

我们在文中提问，当外部环境改善、更有利于变革的时候，一个组织一定会从中得益吗？答案是不确定的。试想一个当权者坐在台上因循守旧、碌碌无为，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可能是客观条件的制约，另一种可能则是当权者能力不足。但是当环境得到了改善，你就会认为原因更可能是后者。有鉴于此，当权者必定压力倍增，为了避免恶评或许会不顾能力有限而铤而走险，以组织的命运来搏个人的荣辱，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今的阿森纳，摆脱了财政困境，是不是也在也落入这种陷阱呢？传言今夏的教授准备豪掷1.5亿英镑取悦球迷，对于其个人，对于阿森纳，福兮祸兮，这都是未知数。

我们在文中再问，组织决策过程具有透明度是一件好事吗？现代民主把知情权当作天经地义，但是我们的答案又是否定的，还是对声誉的考量在惹祸。还是上边所说的道理，你看到当权者无所作为，你无法确定是能力所限，还是他受到了其它因素的限制。以温格教授为例，他不花钱，球迷就常常指责球会老板是铁公鸡、吸血鬼，为了捞钱处处掣肘。但是如果决策过程彻底透明，不作为又没了掩饰与借口，如果真的能力不足，又偏偏被舆论逼上梁山，结果同样不妙。近来俱乐部前内部人士的一系列爆料，洗掉了老板的罪名，正是把教授彻底暴露在了球迷的枪口之下。

这篇论文被归类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之列，作为一个资深枪迷，从来想到教授的故事与我们的模型丝丝入扣，这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温格教授学经济出身，有人笑话他，说经济学训练让他只知道成本收益分析而丢了夺冠的雄心，其实锱铢必较绝非经济学的要义，或许教授从这个学科中的收获远非谋事，更在某身吧。

至于我，作为一个常年受虐的枪迷，前路漫漫，又该何去何从呢？想起三年前保（前）四危机时，我在Facebook上转发了一篇质疑温格的文章，一个学生给我留言：“Come on, professor must stay with professor。”一语双关，可谓一时佳句，我看了不觉失笑，也回了一句：“Yes, especially for an economics professor.”吝啬是温格的选择，受虐于我辈，或许也是一种选择。

本文转载自《不足为道》，原标题：温格为什么不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