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脱掉“官帽”后,地方足协怎么动?

中国足协脱掉“官帽”后,作为地方体育局的组成部门或中国足协的成员单位,各级地方足协现状如何?在中国足协改革的大背景下何去何从?地方足球人士对足协改革有哪些建议?

2015-09-11 08:35 来源:新华网 文/树文 周凯 公兵 李华梁 岳东兴 何军 0 37040


禹唐体育注:

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8月17日发布;8月31日,广州市通过了《广州市足球协会改革方案(试行)》,地方足协改革宣告破冰。中国足协 脱掉“官帽”,成为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社团组织。而作为地方体育局的组成部门或中国足协的成员单位,各级地方足协现状如何?在中国足协改革的大背景下何去何从?地方足球人士对足协改革有哪些建议?新华社记者对此走访了部分省、省会、地市各级人士的代表。

脱钩,省级足协如何生存

“中央不动,我们怎么动?”

这是记者4月在四川、重庆等地调研地方足协改革时遇到的足协采访对象最多的一个疑问。

而在9月初,《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公布之后,重庆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再次回答这个问题时的答案是:配好嫁妆,找好马,适当时要去行政化,独立出去。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也表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

对于不少国内的省级足协来说,“七八条枪”的人员配备,以全运会为目的的任务指标,从上至下的政社不分、社企不分的宿疾,使得他们在目前的足球发展形势下地位显得十分尴尬。而特别详尽的改革实施细则,则成了省级管理部门迫切需要的“尚方宝剑”和“久旱甘霖”。

对省级足协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副院长蔡世民4月接受采访时就说,中国足协生存不难,省市足协如何生存必须解决。“如果生存都解决不了,能做什么事,做多大的事,就不好说了。”

重庆足协也面临同样问题。现在,重庆足管中心是自收自支单位,场地、资产等什么都没有。对此,张欣表示,总局领导说,对于足协改革,体育部门要“扶上马送一程”,首先我们要为地方足协找好“马”,让足协有资源,资源可以从政府、社会,可以成立足球事业基金会,用财政、体彩可以撬动社会资源,以此来搭建平台。


“有了产业之后,地方足协生存问题解决了,就能脱钩了。嫁女儿也要嫁妆,这些平台资源就是嫁妆,”张欣说。

改制之后,大家普遍担心青少年足球培养问题,担心出现当初1994年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后青训无人抓的局面。四川省体育局副局长,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院长张容伟就认为,如果不配齐资源,那么“青少年培养到底交给谁”?

张欣认为,特别是现在教育部门主导校园足球,教育、体育部门要分工协作,制定相关的标准,动态管理。同时,除了普及,还要提高。怎么形成机制吸引有天赋的人才继续深造。把逻辑关系说清楚,政策制定好,责任要明确。

同时,省级足协的权威性和管理权限目前也成为关注焦点。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主任郝勤教授认为,此前足球项目是垂直的行政体制管理,从国家、省级再到地市级,足协社团化后,一个省级足协如何调动该地资源?这不仅是足球、体育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团管理、民办组织的开放性问题。



张欣特意提到,必须树立省一级足协的权威性,从而不必担心体育部门会干涉足协工作。那么,省级足协的改革要多久时间呢,采访对象普遍表示不应该一刀切。

“应该在一些地方探索,成熟的地方先做。同时,省级足协不一定都要成立,条件合适的成立,没有必要的可以不成立,不需要一哄而上,”郝勤说。

省会足协率先突破

8月31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足球协会改革方案(试行)》,地方足协改革宣告破冰。而广州足协,恰恰是一个省会城市足协。

从驻地角度来说,省会城市足协和省足协因为同处一个城市,而往往省会城市各种资源配备比较充足,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就带来了这两级足协的交叉和协调问题。

中国足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直言不讳:“省会城市和省这一级,个别有的关系很好,普遍关系很僵。”

目前,中国足协有47个会员协会,除省级协会,还有17个重点城市足协。从协会这条线来讲,他们是平级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管辖权等没有分清楚。

“省足协,可以管除了单列城市以外的地市州,这才是他的工作重点,结果也在单列市做事,这样资源不就是重叠了么,”辜建明抱怨说。

相对于省足协的生存困难,省会城市足协往往好得多。比如成都足协,从1992年一万元资金和3个教练白手起家,现在已经发展成净资产上亿元、全国最大的地方足协。

目前,成都足协核定正式编制16个,实际只用了8个,聘用了80多名员工,拥有6支球队,一年的运营成本最少需要1500万元。运营费用主要通过财政拨款(包括参加青运会等国内比赛的队伍费用)和项目创收获得。


辜建明认为,地方足协改革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引入社会资本,成立俱乐部,一个是协会实体化,改变落后的管理体制。成都足协有用人自主权,摊子大可以聘人,不行就换人。

广州足协也是如此。2010年,广州队原本在广州市足协托管,但球队交给恒大集团后,广州市政府、体育局和足协“痛下狠心”,决定不再插手俱乐部的任何事务,而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服务上——规划恒大新的专业足球场、推进富力整体承包越秀山体育场、与俱乐部合作建立青训基地……某种意义上说,广州市足协,在改革前已经开始做改革后应该做的事。

省会城市的特殊地位和资源,一旦突破了旧有体制的束缚,往往能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无论是广州、成都、武汉等,这些城市足协已在社会足球、青少年足球上进行大量的工作,效果显著。

“足球服务于城市!”辜建明对自己的职责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足球有极强的社会功能、市场功能。足球能帮助人们宣泄情绪、培养拼搏团队意识,足球对旅游、餐饮、交通等产业带动作用是很大的,广州恒大、北京国安给城市市民带来的精神、生活上的东西无法用金钱衡量。”。



和郝勤一样,辜建明反复强调,足球改革不能一哄而上:“全面铺开,成功失败各一半,为什么?中国地域广阔,各省市区政治经济文化足球的底蕴发展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辜建明本人,恰恰也是属于正式编制之内的。当记者在4月问他,你退休之后成都足协由谁来负责,怎么继续管理?他双手一摊,我也不知道。

地市足协“可以生存得很好”

目前,在地市级以下地区,有足协的并不多。因为地市体育局或文体局的编制问题,地市足协都是“业余的”,但与中国足协、省级足协相比,已有的基层足协反而更多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他们愉快而艰辛地开拓着。

重庆市永川区足球协会是重庆成立较早的基层足球协会,该协会副主席田静介绍,协会1999年成立,直到2009年永川成为亚足联展望城市,正式在民政局注册。

说起注册,田静还给记者说了一段故事。他们按照亚足联的章程草拟了自己的章程,但在民政局注册时并未得到认可;后来又根据中国足协的章程草拟了一个,这样才通过了。这样,他们就拥有了两份章程。

对永川足协这样的基层社团来说,一开始比较头疼的是,民政部门注册完毕就完毕了,业务指导归谁呢?“基层足球协会没人管,重庆足协不管也管不到。”

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坦承,对于地市级足协来说,不少地方“本身(体育局或文体局)就是大的概念,协会对他来讲不重要”。


本文转载自新华网,原标题:中国足协“脱帽”后,地方足协怎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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