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校夹缝中亟待脱困 “封闭”捂出顽疾须改革

青少年体育应当依托百花齐放的协会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教结合势在必行。

2015-02-05 11:40 来源:中国青年报 0 113595

2014年4月22日,江西省分管体育的副省长谢茹收到一封信,来信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信的内容并不让人乐观,江西省体育局副巡视员谭清元回忆,“是对我省公办体校运动员文化学习‘两纳入’情况进行通报。”而收到信的,不止江西省一家。


写信“提醒”、和教育部磋商加强督导、择机召开新闻发布会“点名”,冯建中在刚刚闭幕的2015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整治遗留自办文化教育体校的“铁腕”。而这个“遗留”的数据仅占全国约2000多所体校的10%。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3号)(以下简称“23号文件”),对体校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地方各级政府要将公办体育运动学校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将文化教育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这一“两纳入”要求,以及建立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模式等。几年来,全国自办文化教育的体校由2012年的420所,减少到目前的194所。


在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郭建军看来,“现在的目标,就是尽快消灭这194所。”


袍去虱现的体校处境尴尬


“消灭”,按照郭建军的解释,“是将‘体校自办文化教育’这一形式消灭,建立体教两家共管的机制”,而23号文件的核心内容是,文化教学、教师配备、教师培训等该教育部门管的,全部交由教育部门管理,日常管理、竞赛训练等,则由体育部门管理。


在接到冯建中的来信后,江西省从政府层面加强了督导,8所体校的文化教育得以改善,谭清元回顾了3种方式,“将体校建在学校中,尤其缺乏体育场馆、设施的相对优质教育资源,学生吃、住、学都在学校,由教练进入学校帮助训练;教育部门领导到体校担任副校长,主抓文化课;若派不出人,教育部门出经费,聘任有经验的老师来体校授课。”


“文化没有竞争力,学生的出路就有障碍,招生就难,导致很多项目后辈人才青黄不接,甚至断档。”郭建军表示,自上世纪50年代“试水”体校至今,对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功不可没的体校,作为奥运金牌战略的塔基,“应当正确看待其历史功绩”,但学校规模、在校生数量两个存量的严重下滑,也时刻提醒“体校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7000多体操业余训练的孩子分散在全国约150所省市体操学校中,“只有1200人在协会注册了,优秀体操运动员只有485人。”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体校萎缩的状况,让体操这样的优势项目,在国家队层面竟然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尤其女队非常困难,够年龄、能上场、可选择的只有七八个人,伤一个人,队伍都组不成。其他的,要么年龄不够,要么水平差距太大。”


主要依靠传统三级训练网输送后备人才的项目,都遭遇了体操面临的尴尬。体校“不受待见”,让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卿尚霖不禁“想当年”,“当年能进体校的,都是特别优秀的孩子,有补贴拿,有衣服穿,有机会出人头地。”在强调以金牌提升国家士气的年代,体校携挂着社会资源优势的标签,是当时不少孩子“需要走后门”才能抵达的梦想岛,但现在“时代变了”。


时代如何褪去体校曾经的“绣袍”


县体校、市体校、省体校,柱状的三级训练网构成了人才通向国家队的上升通道。“过去,每一级体校选拔训练都有各级体育部门监管,人才质量都很过硬。”罗超毅表示,但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县、市一级的体育部门经历了合并、撤销,当机构、人员、经费失去以往的保障后,“两个基础层面的训练已经松动”。尽管全运会的存在仍让各省级体校保持了选材、育才的质量,但在罗超毅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省级人才输送的土壤也会松动,最终波及国家队层面,“近几年,输送人数有明显下降,但人才质量的下滑,则更能反映体校的处境。”


可在吉林体育学院校长、博士生导师张瑞林看来,体校的落寞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结果,尤其经过1999年以后近10年的大学扩招,“高等教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英教育,变成了现在的大众化教育”,这意味着原来本科文凭不愁就业的常态,正在呈现学生的未来发展,无法通过一张文凭实现社会价值的趋势,“上大学太容易,全国很多省的高考录取率超过了90%”。


人们享有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胜于以往,但对于很多没有机会进行系统文化学习的体校生乃至运动员而言,却不知是喜是悲。即便最终有幸进入体育类大学的对口专业,原本基础知识的厚薄和当前体育专业人才就业市场的宽窄,都向较早从事体育专业的人抛出问题,“你的未来会不会走进死胡同?”


“体育专业毕业的学生和社会需求不成比例,毕业后和所学专业对接的比例偏低。”作为体育教育工作者,张瑞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体育专业对口职业市场能否进一步拓展,是影响体育类在校生数量的一个因素,“大中小学体育老师的岗位和教练员需求的数量,无法形成规模;体育健身指导服务业不够规范,现实从业中往往和学科背景没有实质性的关联。”这些不可回避的原因,让体校生和退役运动员在投身社会后,无论选择其他行业或是体育行业,体育专业背景的竞争力都没有预想中那么给力。所以,许多当打之年的运动员为了考虑“后路”,二十多岁便选择退役;更多孩子在被体校教练“相中”的同时,也被家长早早断了体育路,“以往的培养方式,要求体育人才低龄阶段就面临分流。而未来也没有相应的职业保护,体校自然门可罗雀。”


随着人事制度改革将聘用制推向前台,“现在的农村孩子,摆脱农村土地束缚的愿望,早已没有原来那么强烈。”曾几何时,从体校毕业是中专学历,而且国家包分配,上了中专户口“农转非”等政策,无不“诱惑”着农村孩子走进体校,但随着时代发展,学历门槛节节攀升,毕业生不再包分配,户口是农是非不再有天壤之别,加之封闭的体校远离社会,越来越像一座孤岛,在文化教育、升学、就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不少基层体校管理者表示,即便期待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在社会提供了更多选择时,“也会轻易放弃体育”。


“开放”能否成为体校新衣


既然偏离了时代发展的轨道,体校将何去何从?


“现在已经遏制住了下滑萎缩的态势。”尽管,体校的生存状态持续堪忧,但郭建军表示,经过多年恢复重建,全国体校已经从2010年的1930所回升至2100多所,而体校最盛兴的上世纪70~90年代,曾达到3000多所。


“现阶段,中国要是没了体校,竞技体育便会垮塌。”郭建军的观点得到罗超毅的证实,即便人才寥寥,但多年来代表体操项目在国际大赛上争金夺银的运动员,90%以上都来自以体校为核心的三级训练网,而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竞技体育创造辉煌的必由之路。“现在强调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并不意味着对竞技体育的放弃,虽然人们对金牌产生了审美疲劳,但如果有一天下滑明显,民众同样很难接受。”某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体校境况持续尴尬,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然有现实基础。


可体校的颓势“并非说句话就能扳回来的”,张瑞林认为,要想真正让体校盘活存量,改革势在必行,“如果不能保证学生今后从事其他职业具有一定社会竞争力,体校依然堪危。”长期以来,体校所遭受的诟病多与其“封闭”的性质有关,因此,郭建军强调,巩固现有体校,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保证存量的基础上,鼓励体校走多元化发展道路,“主张开放式办学”,比如,场地、训练资源对社会开放,“体校有区别于其他学校的自身优势,可利用现有优势服务广大青少年,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更多人培养体育兴趣,从中再发现体育苗子。”


这样的改革思路,上海体育局副局长郭蓓解读为“体校应当变为体育少年宫”,“以往,体校所关注的对象就是在校的500个学生,但现在要树立面向5000个人的概念,先打开门让更多人进来。”但面向社会之前,解决体校学生与优质教育资源的衔接更为关键,“现在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上学,由教练来适应‘菜单式训练’。”换言之,就是由学生为训练“服务”转变为训练为学生“服务”,毕竟,在体校毕业后真正能进入一线队的人仅有9.8%,在这样的残酷现实面前,郭蓓强调“体校生第一身份是学生,其次才是运动员。”


体教结合,在罗超毅看来,应当发展为教体融合,而最终“青少年体育应当依托百花齐放的协会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但目前的青少年体育工作,体教结合势在必行。而194所上了“消除”名单的自办文化教育体校,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像体校“开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绊脚石。


原标题:中国体校夹缝中亟待脱困 "封闭"捂出顽疾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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