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评】加泰罗尼亚闹独立——政治策动足球商业政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通过,11月9号要举行独立公投,但是,巴萨球员和赞助商都已经国际化,他们该如何在独立期待与足球商业利益之间抉择?

2014-09-27 17:30 来源:腾讯体育 0 58193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通过,11月9号要举行独立公投,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不会承认,因为违反了西班牙宪法。


西班牙1978年宪法,是在结束了弗朗哥的独裁统治之后制定,标志着西班牙迈向民主化,一方面恢复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权,同时也强调,为了团结,所有的公投都必须由全体西班牙选民参与。

其实早在今年一月,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通过了一份关于加泰罗尼亚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声明,并且提交给西班牙宪法法院,3月25日,12名宪法法院法官裁定声明无效,因为违反了宪法。


说到违宪,3月6号克兰的克里米亚议会通过举行独立公投的决定,之后被乌克兰宪法法院裁定无效,指违反乌克兰宪法,而联合国也在3月27日通过决议,指克里米亚3月16号举行的独立公投无效。


虽然外界预期,最终能否举行公投,加泰罗尼亚都不会回到原始的武力冲突和内战的局面,但是很多学者担心,西班牙政府目前的强硬态度,要交给宪法法院裁决,拉霍伊甚至威胁要收回自治政府的权力,这可能会激化事态。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的做法,显然是受到了苏格兰公投的鼓励,而事实上,苏格兰公投的模式也显示,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游说和妥协,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当然,这只是一些学者的看法,在现实生活中,到底这是不是更好的选择,至少目前西班牙政府并不这样认为。


对于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其实我是在巴塞罗那参观高迪作品的时候才开始了解的。在高迪生平的介绍中,讲述了他的作平风格,和加泰罗尼亚文化复兴的关联。十九世纪末,加泰罗尼亚成为工业中心,随着西班牙帝制的崩溃,到了二十世纪初,加泰罗尼亚取得了更多的自治权,巴塞罗那成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而这正是高迪创作的高峰时期。


在巴塞罗那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是在当地的鲁营球场看巴塞罗那球队的比赛,参观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巴萨俱乐部最著名的口号是:“Mes que un club”(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这是因为,它确实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


巴萨俱乐部是由一个瑞士人胡安甘伯在1899年成立的,虽然西班牙当时足球并不发达,但是他被加泰罗尼亚文化吸引,于是留在了巴塞罗那。俱乐部成绩辉煌,被视为加泰罗尼亚的骄傲。1925年,在当时的独裁者里维拉执政期间,由于巴萨球迷嘘了西班牙国歌,被政府勒令关闭球场半年,甘伯也被迫辞去俱乐部主席职务。不过和他的后任相比,他所面对的独裁者还算仁慈。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当时的主席约瑟普·桑约尔被弗朗哥下令枪杀,而巴萨俱乐部被弗朗哥视为加泰罗尼亚主义的标志,曾经被投放炸弹,并且从马德里空降主席进行管理。1974年,荷兰球星,被视为巴萨标志性人物,后来成为巴萨教练的克鲁伊夫,无俱弗朗哥的统治,为自己的儿子取名Sant Jordi。弗朗哥当时禁止新生儿取用加泰罗尼亚名字,他采用的是擦边球做法,(Jordi,与西班牙语的“Jorge”相对),这个名字是用来纪念加泰罗尼亚的守护神Saint George(圣乔治)。


苏格兰公投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有权投票的苏格兰人,怎样界定才更加准确呢?他们为何要离开呢?


当我在课堂上和学生讨论苏格兰公投报道的时候,一位学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七百年前苏格兰的那场独立战争,相信和很多人一样,对于这场战争记忆深刻,要多得好莱坞的电影《勇敢的心》。但是真实的历史,尤其是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不是电影里面那样的正邪分明,也不是人们印象之中的,苏格兰人单纯为了民族独立而战。


查看了一些资料,撇开七百年前的王位权力之争,只看当代。很多地方要求独立,至少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大致的归结于几个:

——觉得宗教信念被压制,比如在北爱属于少数的天主教徒,他们希望并入爱尔兰。


——觉得语言遭到歧视,比如还有克里米亚的俄裔居民,还有魁北克的法裔居民。曾经在当地,如果不会英语就无法加入政府工作,即便是在商业机构,说法语的居民的机会,也远远低于说英文的居民。加泰罗尼亚语曾经被禁止,包括弗朗哥时代,而这种禁止,往往导致独立情绪高涨。


——政治权利分配不均,拿苏格兰为例,卡梅伦的联合政府中只有一名苏格兰保守派下院议员,这使得卡梅伦政府忽略苏格兰问题。撒切尔时代的一系列政策,则让苏格兰人觉得受到歧视,比如1989年实施人头税。


——政治理念分歧。比如苏格兰地方政府过去三十多年,和英国政府发展方向不同,在撒切尔、布莱尔和卡梅伦政府推动下,英国的公共服务事业基本市场化,但苏格兰的公共服务则是确保政府履行责任,保证公平。比如医疗。


——觉得中央政府税收过高,比如加泰罗尼亚,苏格兰,还有意大利的威尼托,今年三月当地的一项民调,七成三当地居民参加,89%希望独立,因为在很多当地人眼中,在罗马的中央政府只从当地收税,却给予很少的财政拨款。每年威尼托向意大利政府上缴710亿欧元的税,中央政府只下拨不到210亿欧元。


——地区经济差距,这其实和上面的原因差不多,就好象比利时说荷兰语的法兰德斯地区,当地的地方长官一直认为,说法语的瓦隆尼亚地区一直受到补贴但却滥用,而这些补贴正是来自法拉德斯的经济贡献,这对当地不公平。


英国对于公投算是驾轻就熟,1973年3月8号,北爱就是否脱离英国,加入爱尔兰进行过公投。结果投票率是58%,这是因为希望脱离英国的天主教徒们响应Social Democratic and Labour Party (SDLP)的号召,杯葛公投。虽然赞成留在英国的选票高达99%,但是算上投票率的话,也就是只有57%的居民反对独立。


看选举结果,不能光看得票率,投票率非常重要,比如之前埃及的总统选举,虽然塞西得票率超过96%,但是投票率不到48%,算下来他的支持率其实不到50%。


杯葛公投,是因为只要北爱一人一票,天主教徒必定输给新教教徒,人数不够,这也就是在公投前,政党提出要求,应该让所有的爱尔兰人投票。当然,在我看来,按照民族性,或者种族,而不是居住权来确定选民资格,显然很狭隘,对住在当地的居民不公平。


这次苏格兰公投,住在苏格兰之外的苏格兰人并没有投票权,看到很多人抱怨,万一有一天我要回到苏格兰终老,难道我就没有资格来决定这个地方的将来吗?这次苏格兰公投,选民资格和选举苏格兰议会以及英国议会一样,在当地居住的英国,欧盟,英联邦以及爱尔兰公民,不同的地方,是把投票年龄放宽到16岁,而民调显示,16-18岁的选民赞成独立的比例最高。


公投设计,除了选民资格,还有门槛。苏格兰在1979年举行过一次公投,关于中央政府是否应该权力下放,成立自己的地方议会,结果没有通过。这是因为,当时规定的门槛是40%的支持率,由于投票率太低,所以做罢。这次的公投就简单公平多了: 简单多数。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一人一票的公投如何真正体现公平的民主。比如伊朗的总统选举,选民们是在被最高精神领袖认可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再比如缅甸在08年当时的军政府主导下的宪法公投,就被指责出现了胁迫选民等不公正行为。


独立是不是好?苏格兰人在经过两年时间的审慎思考和讨论之后,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魁北克,在1980和1995年两次公投的结果,都是留在加拿大,但是因为不确定的未来,当地经济活动受到影响。加拿大一个研究机构Fraser Institute的调查显示,魁北克地区的蒙特利尔的企业数量,1990年高峰时期有500家,到了2011年只剩下剩75家。这些企业很多搬去了多伦多。


不过不管是苏格兰,还是魁北克,独立的呼声都得到好处,那就是获得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力。其实在1998年北爱举行的“Good Friday”协议公投并且通过之后,北爱享受到更多自治权利,协议也规范了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而就在北爱问题缓解之际,苏格兰也获得中央政府下放权力,重新设立地方议会。这次公投也是一样。卡梅伦提出,应该考虑建立英格兰地方议会,英国政府在下放权力的时候,应该公平的对待每个地区。


而魁北克,目前自己掌握教育,环境,以及移民政策,法语早就取代了英语称为法定语言。2006年,总理哈珀提出动议,承认魁北克是联邦内的一个nation,当然,到底是理解成“国家”还是“民族”,见仁见智,当时哈珀内阁里面的一名华裔部长庄文浩因为不认同议案,放弃投票而宣布辞职,他说:


“我相信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只有在一个民族、不分割的情况下,才称为加拿大。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原则,不是我能或者可以尝试去妥协的事——现在不能,永远不能(妥协)。虽然我是忠于我的政党和领袖的,但是我的第一选择是对国家忠诚。正是出于这一根本原则,我不能支持承认魁北克为一个邦国的议案。”


倒是一些争取独立的魁北克人觉得很爽,感觉终于被承认是一个国家了,而一些支持统一的人也很开心,因为还是加拿大人。


苏格兰尘埃落定,一个在英国的同行和很多关心苏格兰公投的中国朋友开玩笑,至少在大家的有生之年,不用担心去苏格兰要不要另外申请签证,换英镑的问题。接下来倒是西班牙变成关注焦点。不过对于外人来说,很多人更关心,如果加泰罗尼亚独立了,巴萨不能踢西甲了,那怎么办?

9月11日,是加泰罗尼亚民族日,纪念沦陷三百年,今年巴萨申请在当天的比赛身穿以加泰罗尼亚旗帜为样式的球衣,这获得了职业联盟的批准。
主教练恩里克说:“我希望加泰罗尼亚区旗球衣能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身穿球衣出场的时候,球迷们在那一刻给我们支持。”在被问到,这是否意味着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时,他的回应是:“不希望在有关足球的场合谈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应该在政治场合谈论。”

巴萨在球员和赞助商都已经国际化,面对日益高涨的加泰罗尼亚独立情绪,如何在承担加泰罗尼亚人的期待和足球商业利益之间,进行抉择。


政治、文化和社会特性已经写入了巴塞罗那俱乐部的DNA中。瓜迪奥拉(当时的巴萨主教练)和罗塞尔(当时的巴萨主席)一样,也意识到足球最好远离个人的政治野心。但是一年来,加泰罗尼亚人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也让巴萨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俱乐部宣称的普世性也面临着挑战。人们不禁会问,到底巴塞罗那会不会‘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还是和其他足球俱乐部一样只是一个俱乐部呢?”

现在的选择,放在了新任教练,主席,还有球员们的面前,躲得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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