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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中提到，地方足协应与当地体育局“脱钩”，并参照中国足球协会管理体制调整组建，接受中国足球协会行业指导和管理。

足球发达国家都有相对健全的足协体系。中国幅员辽阔，能否建立一个覆盖面广、扎根基层、自主高效的地方足协体系，是能否把“足改方案”落到实处的关键。新华社记者近日围绕地方足协改革问题进行调研。地方足协人士普遍认为，地方足协“脱钩”并不理想，有些地方形式上“脱钩”，但财务、人事、管理等体制机制并未理顺，发展受到制约。

缺钱，如何开源？

采访中，多家地方足协反映“脱钩”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不足，政府购买服务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自身造血能力不强。

很多地方足协反映政府购买服务不包含人力成本。“承接一个项目总得有人来做，人力成本必不可少。但购买服务项目不能列支人力成本。”某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北京市足协为例，该协会在2017年与体育局脱钩，25名专职工作人员与协会签订工作合同，实际压力很大。

此外，多位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对地方足球改革发展资金保障措施不力，地方财政支持足球发展的很多政策没有兑现。“拿着足协的文件去找财政局，财政局不认”的现象屡屡出现。

记者调研发现，发展较好的地方足协一般都拥有优质资产，包括平台公司、物业或基地等，运营资产的收入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足协的造血功能。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体育局足管中心的资产无法直接划拨给地方足协，目前多是签订合同采取无偿交予足协使用的管理模式，各地情况差别较大。多地足协表示，希望能出台更明确的“脱钩”后的资产管理办法。

除了配置资产，俱乐部“开源”的方式还包括设立专项基金。陕西省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认为，应该设立引导、奖励资金，将表彰奖励向基层倾斜，也能激励他们进一步发展。北京市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刘军建议，发挥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统领作用，制定区域性专业资金保障政策；对完全脱钩的城市设立足球发展专项扶持资金。

足改要打通“最后一百米”

一些受访者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足改方案”认识不足，不能对足球改革给予足够支持。广州市足协是全国最早脱钩的地方足协，主席谢志光表示，足协开展工作时也会遇到一些不被承认的情况，比如和某些政府部门对接时，对方会要求我们先找体育局。

“以前我们搞比赛报到公安局，必须通过体育局，现在好了一些，可以直接报了。但是还有一些部门要求必须通过体育局，多了一道流程，时间又长了一些。”据记者了解，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

大连市足协负责人认为，我国社会治理方面长期以来比较弱，所以地方足协“脱钩”后以社团法人身份开展工作困难重重。

某直辖市足协负责人说：“足改最后100米比最后一公里更重要，不能宏观大刀阔斧，中观四处碰壁，微观寸步难行。”

地方足协改革两极分化

与中国足协本身的改革相比，部分县市级足协的改革更为困难。

郑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足协换届的时候也按照“足改方案”尝试改革，聘请社会人士担任足协主席，广泛吸纳企业等社会各界热爱足球的人士参与，但实际上市级协会资源还是较少。改革以后，各方面的工作没有完全按照管办分离和与政府“脱钩”模式进行。开展足球青训、校园足球也是政府出面做得更多，足协还没有实现独立运营。

“向下抓足球工作没有抓手”是多位省级足协负责人的共识，其核心原因在于县级足协体系建设不完善。部分经济发达省份的县级足协成立比例都只有60%左右。

即使是已成立的县级足协，也遇到很多发展困难。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试点县的陕西省志丹县，收入基本来自县财政局，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获得。由于县里财政紧张，也影响到了对足球的财政支持。

“志丹这里的足球培训很难收费，都是公益的。”县足协副主席姚功辉说。

对地方足协陷入的改革困境，陕西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认为，地方足协自身也不应被动地“等靠要”。他认为，地方足协只有自强，才能有立足之地，“我总结了几点，（地方足协应该）认为是对的就去做，坚持自己的想法，先做后看，有为才有位。”

事在人为。同样的环境和条件，有的地方足协就做得风生水起，这与当地政府的重视、地方足协负责人具有开拓意识、市场观念和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密不可分。

成都足协在地方足协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是为数不多建立起完备的区县会员体系的足协。中国足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曾表示，这得益于发动广大足球爱好者的力量。

成都足协拥有温江基地的使用权，还牵头并联手十大城市足协发起了平台公司，协会工作人员超过150人。“历届政府、体育局的领导，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辜建明说，“不能因为改革出现困难就走回头路，成都足协就是依靠改革发展起来的，地方足协一定要转变观念，坚定地走市场化发展道路，服务于城市的发展需求。”

福建省南安市足协由民间足球爱好者自发成立，目前拥有9个分会数千名会员，年收入数百万元，成为县级足球协会的标杆。南安足协主席戴宽南表示，南安模式的核心就是在政府引导下，将全市的足球爱好者全部调动起来，参与协会工作，绝大多数人不在足协领工资。

谢志光认为，广州市足协的脱钩是“成功”的。他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积极扶持，将物业资产和球场的经营权交给足协。市足协每年通过运营资产可获得1800多万元的收入，满足了生存需求。

有了收入，广州足协的教练员收入比在体制内时翻了一番，能留住人。脱钩后足协聘请专业人员来从事教练工作，专业性强。“待遇高了，积极性也高了，工作人员更有担当了。”

省市足协要明确事权边界

中国足协相关人士表示，中国足协将扩招基层足协作为会员单位，建立地方足协体系，培育好地方足球力量。

一些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没有强大的地方足协就没有强大的中国足协，省市足协应支持区县一级的足协做大做强。“如果基层的足协都强大了，我会觉得这是我的荣誉，我会支持他们。如果（区县足协）强大到一定地步，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人家做得比我还好？”

潍坊市足协秘书长杨俯非常支持增加一些发展比较好的市县级足球协会作为中国足协会员单位。他表示，省市足协工作关联不大，没有工作上的直属关系，只有资源分配权力，以城市为单位更加合理。

辜建明认为，足球是依托城市发展的，“省一级足协是做推广、做规则，市一级足协是要落地做具体工作的。省级（足协）要帮扶、支持，而不是去管市足协。”但也有一些人士认为，做强省一级足协也很有必要。

各地足协人士表示，无论怎样，因地制宜，明确事权边界，相互扶持，是大的发展方向。

本文转载自新华社，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没有强大的地方足协就没有强大的中国足协 ——“中国足球走基层”系列调研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