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足球磨砺

中国足球,以及中国体育,有这样一条规律:在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国际交流越频繁、交流程度越深,项目发展状况往往越好。

2019-10-06 14:00 来源:颜强微信公众号 0 5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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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虽然中国国足一如既往地无缘决赛圈,但足球影响力之大,依旧让这届世界杯成为了一场传播盛宴。


这届世界杯期间,我和张路先生搭档一个月,在中国移动旗下的咪咕视频,解说了大多数世界杯比赛。咪咕视频当时的信号制作,是多解说声道输出,隔壁的一个演播室,一位当时84岁的老人,完成了他足球解说的收山之作。


84岁的李元魁先生,对于热衷英超和欧冠的球迷来说,不能再熟悉的声音。然而熟知李元魁先生是第一代新中国国脚的并不多,知道老爷子曾经是建国初足球留学匈牙利成员之一的,就更少了。


1934年出生在北京的李先生,见证了新中国足球和体育七十年的发展变迁。从踢球到当教练,到后来从事足球评述解说,国际交流,都一直是他身上最鲜明的烙印。


当新中国第一代国脚们,踏出国门,去往欧洲进行培训时,大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中国体育在刚刚建国的五十年代初,就能幸运地接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竞技足球。


中国足球,以及中国体育,有这样一条规律:在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国际交流越频繁、交流程度越深,项目发展状况往往越好。哪怕是国家队层面上运动成绩相对较差的男子足球,每一次进步,都和根基扎实的国际交流相关。


新中国的第一代国脚,组成的中国国家队,在建国之初,竞技成绩并不理想。长年战争和政治割据,让足球这项严重依托于城市文化生态的运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遭遇严酷断层。第一届国家队里,年维泗、张京天、张宏根、方纫秋、李元魁和徐福生等,这些天赋不错的第一代国脚,有着个人技术根底,却严重缺乏国际比赛经验。国际环境也相当恶劣,交流机会缺乏,偶尔赶上一两场和亚洲邻国对手,成绩也很不理想。


当时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新中国强劲的上进心和学习态度,最终形成了贺龙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过问并且牵线,全国选拔优秀足球人才,在1954年开赴匈牙利进行足球留学的先例。


那个年代的匈牙利,正是世界足球界的无冕之王——世界上第一支主客场大破现代足球鼻祖英格兰代表队的国家队、1954年世界杯亚军。在那一届世界杯上,匈牙利队在传奇球星普斯卡什带领下所向披靡,淘汰巴西一战成为经典,决赛在瑞士伯尔尼极其泥泞的场地上,全场占优却意外输给前西德队。德国足球称之为“伯尔尼奇迹”,因为匈牙利是当时全世界公认的最强球队。


第一代国脚们在匈牙利的留学一年多,是足球系统性西学东渐的开始。第一届国家队主教练,都是匈牙利的名帅尤瑟夫。这支国足从刚到匈牙利时,踢不过业余队、厂矿代表队,不断进步,回国前甚至能和匈牙利三队一较高下,很快成为了亚洲最强球队之一。


如果说要寻根新中国足球,五十年代颠覆WM阵型,开始全面地面配合、快速传切,对个人技术精雕细刻,讲求在对抗中形成团队配合的匈牙利足球,才是国足根基所在。


遗憾的是,良好的基础,并没有得到健康呵护。国际政治环境的恶化,以及之后十年浩劫,中国足球又进入了一段断裂期,这当中中国足球一度因政治原因退出亚足联和国际足联。第一代国脚,在1958年瑞典世界杯预选赛中,缘悭一线,之后却连预选赛机会都得不到。即便如此,年维泗、张宏根、曾雪麟、张俊秀,身兼球员和教练身份的陈成达、翻译杨秀武等,都成为了中国足球绕不开的名字,他们或者先后执教国家队、俱乐部队,或者作为足协管理人员,承接着中国足球的辈份代次。


文革后期体育解冻,再到恢复国家队以及甲级联赛,中国足球重归国际足联亚足联,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足球才在这片土壤上复活。虽然这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一项运动,但足球也是最消耗社会资源、最需要社会广泛资源的运动。八十年代恢复的一些国际交流,零星且不稳定,而国际足球在中国足球与世隔绝的二十年里,职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高速提升。


一些个体球员得到过的国际交流机会,成为了中国足球这段时间不多的亮点。八十年代中期,贾秀全和柳海光加盟前南斯拉夫赫赫有名的贝尔格莱德游击队,都有不错表现,贾秀全更是成为第一位在欧洲联盟杯登场的中国球员。


国际交流升级,九十年代初,在德国大众帮助下,德国教练施拉普纳成为国足主教练,是一个划时代节点。但施拉普纳和之后的英国人霍顿,都没能帮助中国足球在世预赛、奥预赛上,完成最后一步。屡战屡败,中国足球国际交流过程中,第二座里程碑,便是九十年代的健力宝队留学巴西。


这是广东企业健力宝和中国足协合作的创举,同样是国内选拔,择优出最优秀的少年球员,集体送往巴西进行集训比赛。这支球队几乎囊括了1977到1979几个年龄组别,国内最优秀的球员。虽然也有像孙继海这样,受各种原因影响的落选者,但健力宝队在巴西四五年的磨砺,似乎是中国足球脱困希望——和五十年代国家选派、留学匈牙利相比,这更是基于市场和社会合作形成的留洋。当年匈牙利是无冕之王,巴西如今更是足球王国。


前辈们的留洋东欧,最终没有得到充分实战机会,遗憾收篇。健力宝队刚刚回国时,给人惊艳之感,可越来越多的写实报道,折射出来的并不是“完全融入巴西足球”的留学方式,反倒更像是半封闭的海外常年集训。1997年多名健力宝队员入选国家队,然而又一次世预赛,国足兵败金州。健力宝这次留洋的成果,要到2001年世预赛,中国足球第一次打进世界杯正赛,才算有了一个积极结果。


那支国家队的功勋主教练,同样是一位国际友人,来自塞尔维亚的米卢蒂诺维奇。


之后又是接近十年的断层。这一次的断层,并非政治或国际环境原因,更是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反腐杀赌扫黑打假,中国足球元气大伤,在亚洲的竞争力继续下降,直到2010年之后,才再度重启。联赛职业化程度大幅提高,商业活跃度和资本涌入程度,也在政策引导下火爆一时。国家队延续着外国主教练惯性,前有荷兰人阿里汉、塞尔维亚人福拉多、杜伊,后有西班牙人卡马乔、法国人佩兰再到如今的里皮。


深度国际交流上,2012年开始,中国足协和万达的合作模式,又开启了新一波输送足球少年赴欧洲接受培训的项目。足球需要十年树人,等不及青训结果产出,2022卡塔尔世预赛迫在眉睫压力下,“归化”以及入籍非中国国籍球员,成为了中国足球、中国体育乃至中国社会在2019年的大事件。


第三波西学东渐,至今还找不到一个匈牙利留学队、健力宝队那样的里程碑,“归化”巴西球员,实在算不上足球文化的西学东渐,更被认为是投机取巧的权宜之计。然而足球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在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国际交流不可断绝、不可或缺,中国足球经历过的种种磨砺,深刻说明着,断绝交流的危害,会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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