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改革这一年

以体育协会实体化为号角,一场沉寂了近二十年的体育改革重启,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2018-01-23 11:10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罗欢欢 0 21860


禹唐体育注:

2017年12月23日,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在京召开。


还在适应角色的姚明,以篮协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大会,轮到他发言时,工作人员发现话筒的高度还不到他的胸口,只好临时找来了话筒架,并调到最高位置,但仍够不着姚明的嘴巴。“姚巨人”无奈一笑,只好手持话筒。


这一次,姚明是作为体育社团改革的代表上台讲话。


一年前,也是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履新体育总局局长不久的苟仲文意外点名姚明:“我看篮球就可以请姚明当协会主席,篮球让篮球人自己去做。”


很快,姚明就成了篮协主席,这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一大批明星运动员替代官员,执掌各个单项运动体育协会。过去,坐在这些位置上都是正司级官员。


以体育协会实体化为号角,一场沉寂了近二十年的体育改革重启,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苟仲文出席政协体育界别联组会议时,回应了外界对改革的争议和期待。


“当下我们没有别的路子可走,还是要走改革之路,把市场和计划平衡好。完全去掉举国体制肯定是不行的,不迈向市场更不行”,苟仲文呼吁“下一步要加大改革,希望各方面能够给些理解和支持”。


从弱势项目入手


姚明担任篮协主席之前,体育改革的思路已经在酝酿。


据媒体公开报道,2016年12月底,苟仲文担任体育总局局长后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局长会议时,他没按惯例让政法司起草文件,也没有让秘书来执笔,而是自己亲自执笔写了一份施政纲领,重点就是各个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


过去,单项体育协会和各管理中心人、财、物不分。“体育协会成了管理中心的一块牌子,空有其名。”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说,协会主席也由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兼任,“哪块牌子好用,就用哪块牌子”。


这种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管理中心主任是行政干部,有任期限制,到了60岁必须退休,这与体育事业的发展是有冲突的。国际体育组织的主席们职业生涯都很长,工作到70多岁、80岁的不胜枚举,但这在国内很难实现。


“任期制导致他们在发展项目上急功近利。”资深体育媒体人房学峰看到的现状是,把一个项目从第二十名变成第十名的项目,一点意义也没有,所有人抓的都是能把第八名变成第三名,或者把第四名变成第一名的项目,“最需要支持的弱势项目,越来越边缘化。”


针对这一现状,本轮体育改革的中心议题就是把体育协会做实,由协会来负责项目的发展,原来的项目管理中心只提供业务指导。未来,项目管理中心都会被合并,甚至注销。


在房学峰看来,这次改革实际上是延续了二十多年前就已启动、但又中断了的“去行政化”。


1993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对体育系统进行了第一轮去行政化改革,体委下属的二十多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就是第一轮改革的产物。在伍绍祖的改革蓝图中,各业务司局以项目管理中心为过渡,最终变革为运动项目的社会化团体和协会。


但在伍绍祖任内,这一蓝图仅仅执行到半途。随着伍绍祖的卸任,体育改革陷入停滞,原打算作为过渡的项目管理中心却被固化下来。


伍绍祖离开16年之后执掌体育总局的苟仲文,再次将改革的目标聚焦到协会实体化,他提出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中心的人不能当协会主席,以后将不是中心怎么改造协会,而是协会怎么改造中心”。


一年以来,已有篮球、击剑、柔道、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摔跤、滑冰等协会任命了新的主席,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运动员出身。


“从弱势项目入手。”与苟仲文有过多次接触、交流的房学峰说,本轮体育改革的步骤也是有讲究的,强势项目暂时只进行微调。


现在绝大多数协会都与管理中心进行了剥离,但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射击等优势项目,基本没有调整,依然是各个中心的主任兼任了协会主席。


这些优势项目恰好也都是奥运项目。2017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棋牌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在出席城市围棋联赛时,向外界透露:总局对各个管理中心的改革,已经确定了时间表,“一些非奥运项目已经先走了几步,很快就要轮到奥运项目”。


据他介绍,这轮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五脱钩,除了机构、职能、资产、人员要脱钩,党务工作与外事工作也要脱钩,改革后党务工作由党的部门来管,外事工作要实行属地化管理。


截至2017年底,28家脱钩试点改革协会已有10家完成脱钩任务,3家脱钩实施方案得到批复,7家完成脱钩方案报送。


据房学峰观察,体育总局基本上都会为改革后的协会“逢山修路遇水搭桥”。


姚明履新不久,他的改革方案被否决的消息甚嚣尘上。就在各方都在猜测姚主席的权力是否被架空时,苟仲文主动为姚明澄清:“也不能说今日上任,明日就出台一系列政策,而是要有一个过程。”


最终,姚明抛出了在篮协建立双国家集训队制度的改革方案,两支国家队左右手互博,竞争出真正的国家队。


改革之后,协会的自主空间比以前大了很多,不仅是篮协,击剑协会也在摸索,已没有像过去那样设置优势项目和弱势项目,而是把每个剑种都当成重点。


“其实是在补课”


过去一年,每个月都会有体育总局人事调整的消息,22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有20个调整了领导班子。对此,连苟仲文都自嘲有个外号叫“全斗焕”,谐音“全都换”。


人事调整的原因少数跟年龄有关,大多跟改革相关。操盘手苟仲文似乎已经习惯了置身于改革的漩涡中。此前,他在原信息产业部、工信部、北京市工作期间都推出了多项改革。


2016年10月31日,59岁的苟仲文“压哨升迁”,由北京市委副书记晋升体育总局局长,官至正部级,其时距离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不到半年时间。


以体育“局外人”身份入局,又被贴上了“改革”标签,苟仲文甫一上任,就被外界寄以改革体育系统的厚望。


“2008年之后,就是最好的改革时机,但是我们错过了。”体育社会学专家卢元镇认为苟仲文主导的这轮改革,其实是在补课。


卢元镇分析,改革之所以停滞多年,一方面是利益牵涉太大,另一方面奥运会四年召开一次,改革会带来成绩振荡的风险,“谁也承担不起责任”。


正如苟仲文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发言称,中国体育有其特殊性,“4年一届的奥运会,总是纠缠着,使得改革步履维艰”。


可是,即便顾忌到奥运会的成绩,中国2008年之后在奥运会上的收获也是每况愈下。


在卢元镇看来,备战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项目中心的权利进一步增强,集行政、社团、企业、中介、事业单位于一身。行政力量最大化带来了北京奥运会的“无与伦比”,中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奖牌数。


但是这种模式并不可持续,到里约奥运会,中国奖牌总数已从100跌至70,金牌数则从51跌到28。传统弱势的项目依然很弱,而优势项目如体操、射击、举重、羽毛球的优势也在近年的世锦赛中,遭到严重威胁。


卢元镇认为,“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的表现就是不改革所带来的后果。”


以备战促改革


上两届奥运会表现不佳的阴影还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脚步已在逼近。届时的成绩也将从一个侧面检阅本轮体育改革,毕竟体育改革主要针对的就是竞技体育。


“我们确实遇到很大的挑战。现在国家体育总局上下应该说进入了临战状态,请大家放心,但是难度确实很大。”对于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苟仲文在2017年“两会”期间如此公开坦言。


据房学峰了解,体育总局内部非常在意能否在东京奥运会上打败日本。但令他担心的是,中国竞技体育在夏季和冬季两条战线上都呈现着下降趋势,而日本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虽然日本在近几届奥运会奖牌榜上的表现一直不如中国,但在2017年各项世界大赛上,中国的成绩不如日本。


有数字为证,中国2017年获得了27个项目的世界冠军或者世界排名第一,日本则有29个,而且日本还有几个项目没有派出最好的选手。“这是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房学峰说。


面临日本的来势汹汹,体育总局改变了传统的备战模式,提出了“以改革促备战,以备战促改革”的口号,成立了总局备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与往届奥运备战办不同,现在的备战办更接近于中国奥委会实体化的孵化器。备战办成员不限于公职人员,备战办主任刘爱杰原是竞赛司副司长,已经过了60岁的退休年龄。


此外,本届备战办还可以接受社会资金支持,这在以前不被允许。


2017年11月21日,中商华通与备战办签署协议,将为中国备战2020东京夏奥会、2022北京冬奥会提供支持。这是备战办成立以来,收到的第二笔支持资金,第一笔捐赠来自房地产企业东胜集团。


目前备战办仍处在组建摸索过程中,备战办主任刘爱杰提出要广纳天下英才,将全国、全球精英都网罗进来,参与奥运会的备战。


“目前整个备战办就像一个创业公司”,资深体育媒体人房雪峰也是备战办成员之一,据他介绍,现在备战办已经建立了科技助力、运动表现和康复医疗科技三个团队。


除了科研人员,备战办还邀请了律师、经济学家、媒体人加入,还计划设置国际人才引进部门。


未来,备战办还有一项工作要做,那就是“拆篱笆”。


备战办主任刘爱杰说,跨界选拔运动员是全世界通行做法,但中国体育界人为搭建了各种制度的篱笆,造成了运动项目之间的隔阂。


近年体育总局领导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跨界选材”——跨项目、跨民族、跨地域、跨领域选材。


房学峰回忆,面对中国体校日渐式微,苟仲文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有几百万武术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从里面选运动人才?还有杂技剧团,学翻跟头是难,但学滑雪并不难。为什么不可以让杂技运动员去学滑雪?”


在体育总局的诸多改革举措中,“扁平化管理”的影响也不小,调整了体育总局党组成员的分工方式,将原先各自分管几个部门、单位的块状管理方式,调整为以业务条条“一竿子插到底”、条块结合的“扁平化”管理。


但实际上体育改革还面临着外界的诸多不理解,其实在业内,也有不少障碍。


“无论是支持改革的,还是反对改革的,都或多或少地都被动了蛋糕。”体育总局一位与苟仲文熟识的副司级官员说,管理中心与协会分离之后,原来管理中心的公职人员要做出选择,“要么放弃编制,去协会,要么从协会退出来,留在体制中”。


面对改变,有人在观望,也有人心怀不满,某省体育局副局长就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过对当下的体育改革“有些看不懂”。资深体育媒体人房学峰也观察到,推行改革时常常会遇到各种障碍。


还有人对改革流露出担忧,新任命的专项体育协会主席中,就有人从未接触过所负责的体育项目。


“他们是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协会是否会成为另一个‘衙门’?”有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了这样的疑问,“一切仍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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