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办“双黄蛋”:巴赫治下的奥运会路在何方

2017年7月11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了第130次全会,全会完成了多项重要议程:同时授予2024和2028年夏季奥运会承办权;审议通过新的2026年冬奥会申办程序;发布IOC年度报告等。

2017-07-19 08:30 来源:体育学评论 文/王润斌 0 59030


一、奥运申办生出双黄蛋了吗?

   

2017年7月11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了第130次全会,全会完成了多项重要议程:同时授予2024和2028年夏季奥运会承办权;审议通过新的2026年冬奥会申办程序;发布IOC2016年年度报告等。目前引起国内外媒体热烈关注的当然是两届奥运会申办权的决定。该新闻一度上了各大搜索引擎的首名位置。


一度有中国媒体将其解读为“奥运申办生出了双黄蛋(双分配提案)”。然而,如果仔细浏览国际奥委会官方报道,不难发现,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完全锁死两届奥运会的确定承办城市,只是向外界发布了全会达成的三项决议:


1.授权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与洛杉矶和巴黎及其各自的国家奥委会签署三方协议,在利马召开的第131届国际奥委会全会期间同时选举2024年和2028年奥运会承办城市。

2.如果三方协议得以缔结,第131届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批准三方协议,从而选举一个城市为2024年奥运会承办城市和另一个城市承办2028年奥运会。

3.如果三方协议不能达成,第131届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根据目前的选举程序进行2024年东道国选举。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巴黎很有可能承办2024年奥运会,洛杉矶接接手2028年奥运会:2017年6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提议讨论一次决定两届申办城市时,巴黎就放出话来,拒绝接受2028年承办权,而洛杉矶则并不排斥2028年奥运会,甚至认为可以得到IOC更多的资金支持。在IOC第130次全会召开期间,新上任的法国总统马卡龙亲自率团出席,阵势上明显压过仅仅发过一条推特的特朗普。


巴黎是个命苦的奥运申办城市,1992年、2008年、2012年,巴黎曾三次申办奥运会,但结果分别败给了巴塞罗那、北京和伦敦,此次申办的迫切性不言而喻,而且势必在情感上得到IOC委员们的支持。此外,一旦巴黎获得2024年奥运会承办权,将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100周年,时间节点意义明显高于洛杉矶。但万万提请大家注意:国际奥委会为可能失败的局面提供了退路,一旦三方协议无法签署,IOC会照常选举2024年奥运会承办权。


二、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这么干?


根据Olympstats.com的统计,在奥运会历史中,上一次出现两届奥运承办城市被同时决定是在1921年,当时1924年巴黎和1928年阿姆斯特丹运动会被授予承办权。此后,几乎每一届的承办权都有上演不同的竞争戏码。然而,原本好好的游戏规则为啥改成了这样?国际奥委会这么干是无奈之举还是主动求变?

  

首先,表面上看是IOC的难以取舍。对美国而言,如果申办成功,将是自2002年以来再次承办奥运(自1996年以来首个夏季运动会),之前,2012年(纽约市)和2016年(芝加哥)的竞标均告失败。而巴黎一旦成功,将自1924年以来首次承办。巴黎申办领导人多次发布最后通牒,表示势在必得且不接受2028年奥运会。


NBC记者Nick ZaccardiI评论到:“国际奥委会认为洛杉矶和巴黎2024年的投标如此强烈,以至于要向每个城市颁发奥运。”为此,巴赫主席认为2024年奥运会又一次带来了“黄金机遇(a golden opportunity)”,他自2017年3月以来大力倡导这个机制,强调此举在于保留“两个卓越的候选城市”,使得其中一个在2024年申奥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会被放弃。


其次,必须看到奥运会申办遇冷的大环境。吴迪、刘志民在《体育学刊》2015年第2期的论文《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申办遇冷及其应对策略》从民意选择、政府角色、赛事运作、国际关注等方面就当前大型体育赛事所面临的办赛危机进行分析。其实奥运会的申办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过重的经济负担、瞬间的城市环境交通压力、IFS单项赛事的市场竞争、全球低迷的经济形势等都导致奥运会申办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2015年7月27日,由于申奥计划争议不断,民众支持率低迷,波士顿宣布放弃申办2024年奥运会,洛杉矶接过这一接力棒。意大利首都罗马原本有意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但是2016年10月,罗马新上任的女巿长拉治表明反对,担心承办奥运将招致巨额债务。2015年底,汉堡公投对申办2024奥运说“不”,民众认为花费高昂。2017年3月,匈牙利政府宣布放弃2024奥运会申办权,布达佩斯第四个弃权的申办城市。

                             

再次,还要看到国际奥委会应对危机的调整。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明确提出要修改申办程序为“邀请制”,同时要评估申办机会和风险,减少申办城市的成本。这其中包括改变IFS苛刻的技术手册为框架性的指南,减少申办时长为1年,最大限度利用现有和临时场馆,IOC承担部分申办费用等。


这次的“双分配”提案可以确保IOC在接下来的8年间(按照现有宪章规定,2032年的奥运会将在2025年决定,距今8年)无需为近期的申办而感到忧虑,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进行申办方案的优化设计。巴赫表示,考虑到只有巴黎和洛杉矶竞争2024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实际状况,将2024年和2028年奥运会举办权一揽子进行分配的方案更具有持续性和实际意义。

      

最后,必须看到主席巴赫的强权作用。据《欧洲时报》报道,参加投票的国际奥委会的78名委员,全体一致以举手方式通过了这个双重投票规则。不得不说,举手投票的设计减少委员们投反对票或弃权的可能。全体通过则说明了委员们在会前应该已经达成了一致。


这比6月份执委会讨论此提议时少了许多争议和反对。从中不难看出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的决心、魄力和手腕。IOC这个贵族元老院以“逆向代表制”著称,长期游离于民主政治之外,早就遭受非议和诘难。作为掌舵人的主席的权力往往过于集中,主席想干成的事情都能如愿,主席想推动的改革往往都能实现。巴赫也不例外。


北京大学体育商学院的易剑东教授曾经指出:(2017年6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做出来了一个令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决策,在原本里约奥运会28个大项306个小项的基础上,去年就接受东京奥组委建议增加了5个大项18个小项474名运动员,今天再度增加3×3篮球等15个小项。这样一来,东京奥运会的大项为33个,小项数为339项。这与《奥林匹克2020议程》限定的奥运会原则上不超过310个小项的说法背离太远了!白纸黑字的《奥林匹克宪章》、刚刚温热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说变就变,说改就改。不是一个强权且有手腕的主席恐难以做到。


此次又主导双城记,巴赫难以逃脱明哲保身、涸泽而渔的政治家、权术家的批判形象。2013年,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巴赫为第九任主席,第一任期为八年,到2021年结束后可连选连任,任期四年。这样算下来,巴赫满打满算可以干到2025,恰好把2032年的包袱甩给了下一任主席。难怪有青年学者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来调侃巴赫此次力主的举措。


三、双城记的戏码伤害了谁?

   

巴赫主席力推的打包策略从表面上看赢得了内部人士的绝对拥护,也满足了巴黎和洛杉矶两座城市的诉求,巴黎满意而归,洛杉矶不在乎再等一届。这看似三赢(win-win-win)的结局真的圆满吗?恐怕未必。


首先,奥运会申办因此失去了悬念和卖点。“奥运会申办没有失败者,只有幸运者”,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在确定2012年奥运会举办地投票前说了这句话。每届奥运会的承办权之争总能在成功与失败、幸运与倒霉之间引起悬念之谜和注意力效应,这种竞争本身带来的综合效应对于申办城市国家的目标达成、国际奥委会的理念推广、全球媒体的新闻炒作提供了无穷的时空场域。


其次,“双分配”方案让IOC失去主动性。双分配方案是IOC主导,而非申办竞标城市的主观愿望。一旦达成,申办城市可能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甚至减少申办承诺,一旦出现筹办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即便不直接帅锅给IOC,也可以拿来当筹码从IOC处赢得更多利益和好处。总之,这种方案让IOC减少了面对申办城市时的主动性、降低了谈判议价能力。说白了,是你IOC自己的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再次,伤害了其他申办城市的利益。大家可能疑问,这奥运会不是没城市愿意办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能不能办的起是一种能力,可不可以办是一种权利。IOC玩的套路直接扼杀了其他愿意申办2028年奥运会城市的热情,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澳大利亚新闻网在得知2024年和2028年的奥运会即将被同时决定时,发了一篇沮丧的报道“澳大利亚做好了再次被欺负的准备(Australia, prepare to be screwed over again)”。


澳大利亚在2018和2022年世界杯的申办中先后失利,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有意申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然而IOC的做法直接挨了一闷棍。这篇报道不无伤心地说到:“澳大利亚,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吧,伤害即将来临(BRACE yourself, Australia. This is going to hurt.)”


最后,与IOC的宪章和其他原则相违背。《国际奥委会宪章》第33条第2款指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奥运会承办城市应该在举办前7年得以产生。国际奥委会第130次全会通过“双分配”方案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声明新的决议可能与宪章相违背,“为此,第130届IOC全会豁免了“奥林匹克宪章”第33.2条规定的七年期限。(To that effect, the 130th IOC Session hereby waives the seven-year deadline set out in Rule 33.2 of the Olympic Charter。)”


除了与原有宪章的明文规定有所龌蹉外,这种做法还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如前所述,许多城市失去了机会。同时,这种做法也可能打破IOC竞争性平衡的惯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奥运会的举办越来越倡导地缘之间的均衡,2018、2020、2022三届奥运会均在亚洲已经打破了这个惯例,2024、2028又重回欧美的景象已成大局。一旦“双分配”方案形成惯例,IOC在地缘取舍上就会失去原则,极有可能以整体生存权来牺牲掉洲际之间的平衡。


四、奥运会申办的困局该如何破?

   

约翰·贝尔、米特·克劳奇·克里斯滕森曾在《后奥林匹克主义?---21世纪体育批判》一书中发表了惊人的观点:“目前,20世纪奥林匹克主义的矛盾很难解决,我们因奥运会的内在矛盾而感到极度不安......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营造一个和平、平等的世界文化氛围,使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最终幸存,唯一的办法是取消奥运会。”种种异化现象,使得奥运会变成了奥林匹克主义的敌人,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按照这样的思路解读奥运会申办困局的原因,不难发现,困局背后隐藏的根本症结是:奥运会超大规模化(Gigantism)带来的种种负效应。老问题是奥运会是富人家的玩物,穷人玩不起。新问题是,受制于全球颓废的经济形势,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富人也不爱玩了。“双分配”方案显然只是权宜之计、例外行为。


如何真正破解迷局呢?笔者早就从赛事组织的角度提出了两种方案:“以空间换时间或者以时间换空间”(详见体育科学,2008年(第28卷)第2期载文《奥运会超大规模的困境与消解》。IOC执拗于“同一个赛会、同一座城市”的理念,强大的时空压缩性使得17天的奥运会对承办城市带来了种种压力。


“以空间换时间”意味着多个城市分担承办压力,目前承办合同还只和一个城市签,但某些比赛分散举行的做法已经实施了,IOC在《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还大胆提出了跨国申办的可能性;“以时间换空间”意味着拉长奥运会的举办议程,突破17天的限制。


目前,某些预选赛提前的做法也已经在实施了。此外,IOC愈发强调奥运会举办的可持续性和遗产问题,只有降低举办成本才能让奥运会变的亲民。而吸引青少年的参与则可以激发奥运会在全球的影响力,获得更大程度的支持。IOC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善治改革则保证了奥运会在全球的公信力。显然,IOC连续三年的年度报告中,均将“诚信,可持续发展和青年”作为主题是有原因的。


笔者没有约翰·贝尔等学者的悲观,相反,更加愿意以乐观的态度看待奥运会的未来,IOC做出的“双分配”选择遵循了先生存、后发展的理念。如果IOC的领袖和参与者们能够铭记顾拜旦老爷子的理想、沿着奥林匹克善治指引的道路、依据时局做出改革、并以整合多元化的思路团结各方力量,奥运会断不会走到关门大吉的地步,这更不是所有人愿意看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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