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得利,为斯诺克叫穷的皇帝
“现在中国的确是英国之外,最重要的斯诺克市场,积分赛中国就有四站,”亨得利说,“但这项运动的规模以及全球推广,还是远远不够,职业球手的生存状态并不好。”
都说最好不要见偶像,往往见面不如闻名,人和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最好。
去见史蒂芬·亨得利的路上,我于是有了些踌躇。
谁都会有自己的偶像,在偶像这个次被用烂之前,类似词汇可能是榜样。内涵寓意差不太多。少年时代的偶像,脑海烙印应该是最深刻的,偶像势必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节点上深深地打动了你。让你终生难忘。
我的足球偶像之一,是托尼·亚当斯,一个嗓门高亢、气概磅礴的传统中卫,一个上场前气冲云霄、让贝克汉姆在自传里回忆起自己英格兰代表队首秀时感觉害怕的队长。
半年前,因缘巧合,一个英国哥们在微信上说推荐我认识一个新朋友,我一添加,才发现是亚当斯。他当时在重庆担任技术总监。 更凑巧的是,添加亚当斯为“好友”之前两周,我更换了微信头像,用的正是亚当斯当年在海布里进球后,双臂高举、豪气干云的照片。亚当斯当然会对这样的粉丝有好感,我们约定在这个中超赛季,我找时间去重庆拍摄一期亚当斯主题的《超级颜论》。
没想到新赛季开始,亚当斯已经离去。我到现在还没打定主意,是否在微信上再胆怯地请教一句。哪怕去伦敦拍摄他一期,都是绝对值得的。
我迟迟没有发问。不知道亚当斯是否还用微信。我心里甚至还有点侥幸,或许这样的阴差阳错,让我暂时失去了当面膜拜偶像的机会,却也可能保全了偶像在我心目中完整的英雄形象?
此前我见过好几次亨得利。最神奇的一次,应该是2009年的秋天,在上海的东亚富豪酒店大堂前。当时我要负责体坛传媒上海销售中心的一些管理工作,总去上海出差,那一周正好赶上了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在酒店门前等车,突然听到身边有个苏格兰口音打电话,侧头一看,正是“台球皇帝”亨得利。
等他电话打完,我和亨得利攀谈了几句。我说2002年我就去克鲁斯堡参访过世锦赛决赛⋯⋯“bloody nightmare!”当时亨得利如是说。那次打到最后一句的决赛,亨得利输给了艾伯顿,与第八个世界冠军失之交臂。
那次闲聊不到十分钟,我都有些诧异自己的淡然和平静。自我安慰的说法,是自己一直保持着媒体从业者的自觉,真实的感受,是觉得自己早已是成年人,这种偶遇,去要求拍照什么的,怎么都不太合适。
那次大师赛,许多选手就住在同一个酒店里。奥沙利文每天早上,都像个疯子一样,在一层的健身房狂跑。围观者极多,以至酒店在奥沙利文跑步时,只能封住健身房入口。我当天离开了上海,可能杂事缠身,始终没有好好想过,这样一次偶遇,到底是幸运多,还是留下了好多遗憾。
能结识在体育媒体和经纪业内的康艳老师,更是我的幸运。因为康老师的联络安排,才有了这次和亨得利的见面。
我早就见过已经留起大胡子的亨得利,不过当他向我们走来时,还是有些诧异——亨得利的体重,尤其腰围,看来退役这两年增长得有些太多了。
他很坦然放松地坐了下来,这完全是一次闲谈,最多也只是为未来《超级颜论》能邀请他拍摄一次,做一点预热。在苏格兰人当中,亨得利的口音不算重,交流起来没有什么障碍。他很放松,尤其和球员时代那个目光炯炯、一丝不苟的亨得利相比。
有些斑白的络腮胡子,沧桑且郁积。面部有了一些皱纹。长年看斯诺克比赛,我经常会想,斯诺克球手抬头纹会否比普通人沟壑更深,亨得利看上去还好,他的纹路更多集中在眉眼周边。一个思虑极重的人。
他穿着非常随意,牛仔裤,恤衫和一件很随意的夹克。刚坐下来时,亨得利双腿没有交叉,聊了一会儿,腿架了起来,不过还是那种英式架腿。半个多小时,相谈甚欢,我才发现亨得利的二郎腿,变成了类似阿拉伯数字“4”的美式架腿。我想这可能才是皇帝真正放松了下来的肢体语言。
直言不讳,绝不躲闪问题,一语破的,这仍然是亨得利的特点。“你要还继续打球的话,排名会是如何?”我问他,也想看看他对目前选手水平以及自身能力的判断。“我很早就不太关心排名了,”皇帝答曰,“其实现在像塞尔比、特朗普、罗伯逊和丁俊晖这些一流选手,排名一点起伏,他们都不会太关注。获胜比排名更重要,获得足够丰厚的经济收入很重要,可斯诺克乃至台球,在这方面,始终有些先天不足。”
我原来想和他聊聊斯诺克运动得到中国市场后,未来的振兴,但很快就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现在中国的确是英国之外,最重要的斯诺克市场,积分赛中国就有四站,”亨得利说,“但这项运动的规模以及全球推广,还是远远不够,职业球手的生存状态并不好。”
十年前斯诺克在中国,随着丁俊晖以及北京的中国公开赛、上海的大师赛,有过一波汹涌热潮,可是十年来却有了萎缩的迹象。参与人群数量没有增加,赛事数量也很难在得到市场支持前提下实现增长,媒体曝光和宣传力度,哪怕有了社交媒体这样无孔不入的便利应用,也没有呈现出其他主流运动项目的增长。在一个不增长即倒退的时代,斯诺克处境堪忧。
亨得利是乔氏中式八球的代言人,“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来中国”,推广台球不遗余力。但斯诺克的窘迫,不论是巴里·赫恩对世界斯诺克运营的控制,还是各种生活方式剧变下,台球运动整体的停滞,都让亨得利有些英雄气短。他接受各种台球变革,还给我举例说明了一些“立决生死”的斯诺克新竞技形式,只是这些扬汤止沸的变革,暂且没能让这项优雅而深邃的运动,焕发出新的生机。
他早已功成名就。哪怕以现在48岁的年龄,他从来都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尤其是他绝对主动、绝对进攻的斯诺克风格。然而我能感觉到他对于竞技的疲惫。“退役真的就是因为我缺乏动力了,训练不再系统,有时候练得过度了,反倒状态起伏更大。”皇帝有些感慨。说退役就退役,他没有什么犹豫,退役之后,再没参加过任何对抗性质的竞技比赛。他的干脆利落,一如16岁初登职业球坛,电光火石般震慑这项运动的果决出杆。
“如果你从事的运动,不是斯诺克,而是高尔夫,你的职业奖金数字后面,是不是得加上一个零?”我问他。
皇帝依旧清朗光亮的眼神,给了我一个绝对肯定的回答。这是这样的假设和推论,也让我感觉有些无奈。
在一项充满着古典风范的传统室内运动里,他曾经是一个标新领异的全台进攻代表。在前进乏力的斯诺克和台球运动史上,他是成就最高的皇帝。皇帝也有些倦了。
“你知道吗,2002年那次决赛,我其实输在自我放松上,”亨得利最后告诉我说,“我半决赛淘汰了奥沙利文,觉得第八个冠军完全在握,没想到⋯⋯”
我在那场决赛最后一个阶段开始前,坐上了谢菲尔德回伦敦的火车,错过了最后结局,如是想来,反倒是幸运。
我和亨得利相约,等他再度来京时,会在《超级颜论》里,请他好好分享斯诺克和台球的神妙。这或许是最适合中国人的室内运动之一,不论这项运动是高峰,还是低谷,亨得利都是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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