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面对中国足球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本次欧洲杯,给笔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属欧洲球迷们对于足球运动发自肺腑的热爱。而在禹唐看来,这种热爱,恰恰是目前中国足球最为欠缺的东西。

2016-07-08 13:00 来源:禹唐体育 0 60826


禹唐体育注:

随着法国欧洲杯日益临近尾声,德劳内杯的最终归属也愈发清晰了起来。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三点,本届欧洲杯的决赛将在葡萄牙队与东道主法国队之间打响。


比起格里兹曼、C罗、贝尔们的精彩表现,冰岛、威尔士们的励志传奇,英俄足球流氓们的场外纷争,给笔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倒是欧洲球迷们对于足球运动发自肺腑的热爱。而在禹唐看来,这种热爱,恰恰是目前中国足球最为欠缺的东西。

 

从“中国足球如何崛起”到“足球文化融入中国社会何以可能”

 

在《从被国足甩在身后,到让C罗风度全失,33万人口的小国凭何令世人惊叹?》中,禹唐曾向大家介绍了冰岛足球崛起的种种因素。虽然冰岛在本届欧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上负于东道主法国队从而未能一黑到底,但他们的战绩已经足够令冰岛的国民们感到自豪。


 

在结束了本次的欧洲杯征程后,冰岛国家队启程回国,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上万名冰岛球迷用他们标志性的维京战吼夹道欢迎国民英雄们的归来——震天的战吼声宛如冰岛才是本次欧洲杯最后的赢家。而如此的热情我们也能从威尔士、北爱尔兰、爱尔兰等国(或地区)的球迷身上见到。

 

在禹唐看来,比起技术性的青训体系建立、资金的大规模投入,球迷们对足球全身心的投入与热爱才是那些欧洲“小国”能在欧洲杯这样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离开这样纯正的球迷文化,单纯地通过技术性的视角去谈冰岛、威尔士们的崛起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启发,意义并不大。


 

如若我们想评价目前国内的足球文化,那就不妨深入基层,去看看民间的反响。在同中国涉足青少年足球的公司的对话中,动吧体育CEO白强直白坦诚的言论给我们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白强曾告诉禹唐,自己在基层推广足球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足球文化的缺失:“与我之前的判断不同,在去到二三四线城市时,足球运动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番受到欢迎。虽然现阶段有政府政策支持,大方向指引,因此谁都不会明面上拒绝足球,但许多校长、老师与家长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没有真正认同足球文化。”


                                                                                                                                                                    


在白强看来,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现象,与其说是足球本身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特点:“80后对足球的情感比我想的淡泊得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娱乐选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成长的时候中国足球负面消息较多,同时社会又以赚快钱为主要目的,对足球这样需要长时间发展、看重基础的事业不够有耐心。”

 

当然,向禹唐表达过类似观点的绝不止白强一个人,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刘东锋教授也对中国的足球乃至体育文化能否融入中国社会持有深深的疑惑,“现代体育对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还很难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融入我们的基因中。即使一些较为开明的家长,在培养小孩的兴趣爱好时,也更倾向于选择艺术而非体育。”刘东锋表示,“这种文化上的思维方式,是最为重要的,也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试着将“中国足球如何崛起”的问题简约为“足球文化融入中国社会何以可能”。

 

外来文化究竟该如何融入中国社会?

 

即使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蹴鞠文化,但这绝不意味着足球文化是中国社会所固有的,恰恰相反,足球文化作为一个西方的舶来品,目前仍处在与中国社会的磨合期中。那么,足球文化要想同中国社会文化相融,究竟可以向谁求教呢?

 

白强曾对禹唐说过:“(黄)健翔和我都认为足球最接近宗教。”事实上,我们从本次欧洲杯球迷们的各种表现——或是像冰岛那番热情似火又充满仪式感,或是俄罗斯与英格兰足球流氓那番以身体为工具去证明某种理念,都能看到足球与宗教在文化上的某种共通性。因此,我们不妨从外来宗教如何与本地文化相融的视角,来探索足球文化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是与中国文化相融地最为彻底的“成功案例”。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从一个“胡教”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呢?这当然是一个极为庞杂的问题,精力与能力所限,禹唐挑了几个值得借鉴的点来进行说明。

 

第一,我们来看看时机与社会需求。在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恰逢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们消极绝望的情绪开始弥漫,从董仲舒之后被独尊的儒家的社会地位面临冲击,社会文化和信仰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其中不少想法与佛教中关于苦难的思想产生了共鸣。

 

如同一个迎合了市场需求而广受欢迎的产品一般,佛教中的许多思想正好迎合了时代的精神需求从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此外,当时图瀸方术、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在社会中大肆泛滥,而佛教中并不乏这些内容。


 

从这里可以发现,佛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与在中国内地发展的时机把握是比较到位的,也迎合了当时人民的需要。反观足球产业,虽然如今已经没有了传入时机的问题,但社会需求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并且相当突出。

 

足球,在中国是最引人关注、最具争议性、较为公开透明(作为前两点的原因)且走在了市场化改革前列的运动项目。或许目前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参与度并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足球市场的萎靡——恰恰相反,从去年以来的资本热潮最集中的运动项目正是足球,这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在其背后,我们依然能看到资本市场对足球发展前景的认可。

 

在资本先行的情况下,更多企业跨界足球、更多巨星来到中国、更多媒体关注中国足球……同时,又一轮的足校热、青训热正在民间普及,各地学校也争当足球特色学校,无论是教育部还是体育总局,都相当重视足球产业的发展,而人们对于足球的热情也随之逐渐高涨,对观赏更多优质赛事、对参与更多足球活动的需求也愈发明显。


 

从整体上而言,如今中国的足球产业发展赶上了“好时候”。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核心价值需求。初传入中国的佛教,面临与中国本土的儒家与道家的对话,其中尤以儒家对佛教的针对性为最强,引发过多次争论。汉末的牟子是当时佛教的代表人物,在他所著《牟子理惑论》所涉及的“夷夏之辨”与“礼仪之争”话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初传期面对中国本土文化时所采取的文化战略。

 

这两个话题牵涉到的问题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固有习俗、理念的冲突,而佛教的应对策略则是用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内容里捍卫自己的正当性,证明佛教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仅符合,并且相当纯正。另外,强调了人们应当以多元的立场来接受佛教。

 

例如“孝道”与“仁”是当时的社会核心与时代背景所在,面对这样的社会文化,佛教向时代证明自我价值,努力向本土文化靠拢,想要得到本土文化的认可。我们可以发现,在面对时代问题,如“孝”时,佛教徒们不会明目张胆说自己“不孝”,反而会证明比儒家还要“孝”。


 

今天,虽然“孝道”与“仁”仍然重要,但已不再扮演社会核心的角色,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而代之。因此,和佛教融入中国社会一样,如果足球文化想要融入中国社会,就必须要体现出自己符合当今社会的主题即“财富观”与“有用性”——我们知道,这样的判断并不符合足球本质,但它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

 

那么足球如何能给国人带来“效用”呢?或许将其同各层级的考试相挂钩是个不错的选择,比如在中考、高考中加入“足球考试”一项,其比重与语数外类似,如果真能实现,又何愁中国足球无法崛起?又比如社会生活中对足球运动员有着特别的优待,那么自然也有更多人有意从事足球运动……

 

总之,足球文化想要真正为国人所接纳,融入到既有的社会文化中,就需要各方通过种种努力,来体现出足球运动是“有用”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想法非常荒谬,那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足球文化要融入中国社会要比宗教传播来得更为困难。

 

第三,我们还应看到领导人的带动作用。禹唐与许多企业交流时,在提到足球热潮时,对方都会表示“你也知道这轮资本热的原因”——我们也无需回避,言下之意就是此轮体育产业资本热之所以集中在足球项目上,是因为领导人的个人偏好,不值得大书特书。

 

我们当然也会将此作为足球资本热兴起的原因之一,不过在客观上,领导人的偏好对于拉动足球发展是相当重要的,在中国社会则更加明显。我们还是以佛教为例,即使强调“色即是空”、“人生无常”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社会逐步融合时也采取了相当实际的战略。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释道安对于佛教的发展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他告诫门下“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也就是说佛教的传播需要依靠统治者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佛教实际传播战略的决定并不如教义说的那么超脱,也有其实际性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

 

中国佛教主张要为己为人,在自己解脱后更要渡人,并为社会整体寻求安定幸福。正因为如此,佛教徒们需要获得当权者的支持,也乐于和最高统治集团合作,由政治影响使得佛教得以广泛传播,而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也利于统治安定,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这也使得中国佛教从众生本位或者个人本位转移为国家或社会本位,强化了中国佛教的政治色彩,使得佛教主动承担了对社会的教化功能。

 

而那个时期的另一个名僧慧远,也在《沙门不敬王者论》表明了一个基本立场,即佛教有助于王道政治,出家并不与世俗政治相对立。


 

与宗教相比,足球当然无法承担如此重要的政治功能,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佛教之所以能融入中国文化,是与执政者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的。

 

而如今,习主席热爱足球,李克强总理也重视体育产业,刘延东副总理也对体育产业的发展相当上心。这对我们这样的从业者而言当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对于足球产业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


 

事实上,“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判断也同样适用于中国足球。不然,没有领导人的支持,如今的中国足球又有什么崛起的契机呢?


因为篇幅原因,我们将不再就道安建立僧团(线上线下球迷组织与社区的建立)、经典译著(引进先进的足球思想和技术性内容)等方面进行展开,希望读者可以自行对照,以借鉴足球文化在中国的融合之道。

 

结语:


在现实世界中,宗教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形成了完整的系统与产业链,应对各种时代变迁依然充满着生命力。而现代足球,其诞生的时间严格意义上也只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因此,无论是企业发展还是文化传播,宗教都给予了我们很重要也很现实的参考意义。


 

当然,虽然足球和宗教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毕竟足球是足球,宗教是宗教。而禹唐,也只是在这篇文章中开启了一个视角,来探索足球文化融入中国社会的可能性,只要能带给读者一定的启发,我们的工作也就没有白费。

 

声明: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本文为禹唐体育原创,未经同意不得转载,转载/合作请加禹唐微信小助手,微信号:yutangx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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